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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论翻译主体审美之（第1页）

第四章论翻译主体审美之升华与“语言意指性”

篇首语

诗歌语言具有各种不同的意指性特征，这一特点给翻译主体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介入空间大大拓展。.Pinwenba.com

实际上，翻译主体对于自己的主体性角色还常常有着不同的定位，这种种不同的定位又替翻译主体在文本空间中的审美介入，提供了不同的界定。诗歌翻译中的审美主体性主要可分为意向性主体和认知性主体两大类。这两大类主体之间的微妙区别就是:虽然两者都具有主体性的特征，但是意向性主体的审美介入意识非常自觉，非常强烈;认知性主体的审美介入意识却不自觉，并且不积极。

意向性主体的审美特征，从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判断、审美对象提升、审美意向结构、审美感应，以及审美辩证运动等等方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是因为，翻译主体自觉的审美意识，在自然而然地向外昭示着翻译主体的主体性审美倾向，而翻译主体不自觉的审美无意识，同样也在言说着翻译主体的主体性审美倾向。这种审美无意识，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西方“身体哲学”或“认知哲学”所要考察的对象。因此，从认知哲学的层面对诗歌翻译中的不自觉的审美主体性进行研究，无疑将大有裨益。

一、译本中的美学层次超越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论选择分析判断的方式还是综合判断的方式，都要首先对所判断的主词进行定位，以确定主词是审美客体还是审美对象。所谓“客体”，是指外在于主体而单独显现着的事物，也即事物与主体打交道之前的原始存在样态。“对象”则暗含着“及人”的意蕴，是事物在与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呈现自身而成为主体的对象化的一种结果。“客体”和“对象”是事物存在的两种不同呈现方式：前者独立，只包含其自身;后者则是物我相接，既是主体“及物”的结果，又是客体“及人”的结果。

诗歌翻译应是完整的审美过程。因此，正如诗歌的原创过程那样，也有着诸如审美主体、审美体验、审美客体以及审美对象等等不可或缺的审美要素。审美过程中，“审美客体”和“审美对象”不宜混同，“审美客体，是审美主体的审美对象。”［1］（［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4）这里的“审美客体”和“审美对象”虽然可以互换，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作“客体”。“客体”常常是人们意向性的选择物，或者说，只是人们意向性的选择对象，并没有真正进入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之中。所以，客体虽然已经拥有了人们对它的先期观照，但是这种观照，对于认识客体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认识过程；对于审美客体来说，也没有真正进入审美过程；对于实践客体来说，则没有进入真正的实践过程，而是处于等待被认识、被审美和被实践的状态之中。审美客体具有某种客体性的东西，这种客体性就是审美的潜质，就是等待被置入审美过程的一种形态。这种潜质、这种形态，或者说这种状态，“处于做客的存在境域中，客体所显现的存在状态既非本己的属于自己的本来面目，也不是完全异己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是一种遵循做客之道的有保留地对自己的呈现，即作为客所展示出来的存在状态并不构成对客之本己存在的完全的揭示”［2］（［2］董志强.消解与重构——艺术作品的本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7）。在这种存在状态下，“审美客体”等待着审美过程的加工和改造，其构成成分隐藏着、潜伏着，有待审美主体的开掘和体验，以最终“客随主变”!

审美主体之所以选取某个事物作为审美客体，是因为这个事物本身拥有可待挖掘的审美潜质。在诗歌的原创性审美过程中，诗人都会选取很多共同的事物来作为其审美观照的客体。唐代诗人骆宾王和李商隐，就都曾把“蝉”作为自己的审美客体来加以观照，兴发出不同的激情咏叹。

请欣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

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唐）骆宾王

此诗题作《咏蝉》，与前人咏蝉之作多有相仿之处。不同点则在于，骆宾王的这首五律，旨在以“蝉”之“餐风饮露”，暗喻自身之高洁，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读之令人动容，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首句承题而来，正切主旨。两句十字，对仗工整，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图景:深秋，寒蝉鸣声凄楚，拨动着囚禁在牢的诗人的心弦，使其陷入深深的思虑。“思深”二字，是诗人的匠心所在，全诗之“源”，因为诗中“玄鬓”、“白头”、“露重”、“风多”以及种种联想，皆由此引发而出。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玄”与“白”并用，“蝉”与“人”对仗，诗人之所以睹蝉翼而起悲，闻蝉鸣而不堪，是因为他也曾有过“鬓发玄黑”的豆蔻年华，然仕途险恶，人心叵测，纵使自己胸怀壮志几十载，报国之想，却终成泡影!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蝉，因露重而难以前飞，因风大而鸣声不能远传。诗人既在描写深秋寒蝉的艰难处境，也在感叹自身命运的多难多舛。所以，虽字字写蝉，却意不在蝉，借蝉抒情，出神入化，“蝉”与“人”早已相融，难分彼此。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诗人直抒胸臆，压抑已久的真情喷涌而出!一颗纯洁无瑕的赤诚之心由此袒露无遗。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铮铮铁骨，傲世鄙俗!

由此可见，成功的诗作能够将诗人的审美观照物，从审美客体成功地转化为审美对象，诗作就是整个转化过程的物化结果，也即语言表述的结果。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审美客体的客体性特征向审美对象的对象性特征的转化，就不一定会像原作那样顺利。转化模式会有种种不同的改变:有的客体性特征会继续保留在译文中;有的客体性特征会同样被转化为对象性特征，但这个对象性特征可能类似于原文的对象性特征，也可能是译者自己“授意”的结果，不同于原文的对象性特征;有的则是原文的对象性特征被译文的客体性特征所置换。各种情况不一而足。

诗人挖掘“蝉”这一审美客体的客体性特征，譬如:蝉已过了生命的旺盛期而处于秋天（“西陆”）、蝉翼之状（“玄鬓”）、叫声（“蝉声唱”、“响易沉”）、栖息在高树之上（“高洁”），以及餐风饮露（“露重”）。所有这些都是“蝉”作为审美客体所具有的客体性特征，而不是审美的对象性特征。这些特征在创作主体，即诗人，诉诸自身审美体验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在等待着诗人将之提升到审美对象的地位。或者说，它们是诗人审美逻辑过程的前项，在等待着审美主体将它们提升为审美逻辑的后项——审美对象。秋天的蝉已是“寒蝉”，诗人联想到自己身陷囹圄，眼中的“玄鬓影”仿佛是自己过去的影子，不免顾影自怜，以“蝉”自喻:重重的秋露打湿羽翼，“蝉”已难以负重飞动;猎猎的秋风漫天卷过，早已淹没了蝉的鸣叫;高栖于树枝的蝉啊，不再受人注意，就像狱中的自己，也早已被人遗忘。诗人赋“人”于物、以“我”比物，在审美过程中不期然地发现了蝉的客体性特征，又借助“物我感应”将审美客体的客体性特征提升为对象，从而完成了将“蝉”作为审美客体，再将“蝉”作为审美对象的转化过程。

这种转化能否同样体现在翻译过程中?

不妨通过《在狱咏蝉》的不同译文，来分析翻译过程中客体性特征和对象性特征的不同转换模式:

APoeadaWritteninPrison

Outsideacicadaisstridulatinginthedepthsofautumn，

WhileinjailIamtorturedbyasurgeofhoess.

Hoaryhairedwithgrief，howcanIendure，

Suchplaintivesingingoftheblackheadedcreature?

Heavydewhasencumbereditfromtakingwing，

Itssoundseasilymuffledbystrongwinds.

Nobodyintheworldtrustsndunsulliednature，

Whoistheretovindicatee?

——杨宪益译［3］（［3］杨宪益，戴乃迭.古诗苑汉英译丛——唐诗［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1）

在译诗的第一行，蝉的客体性特征“在秋天里鸣叫”，通过“stridulate”和“autumn”得到了反映，但“秋天”却被译者的经验对象化为“深秋（thedepthsofautumn）”，原文中的“秋天（西陆）”就这样从原本属于蝉的客体性特征转化为了对象性特征，并带上了“及人”的色彩，即译者的色彩。

由此可见，原文中审美观照物“蝉”的客体性特征在译文中的呈现，是译者对其进行梳理的结果，而将原文中审美观照物的客体性特征转化为译文中的对象性特征，则是译者对其加以糅合的结果。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标示事物之存在的词语，对象较之于客体，揭示着事物与我们的更为亲密的关系。”［4］（［4］董志强.消解与重构——艺术作品的本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2）

原诗的后四句中，头两句对蝉的客体性特征进行了综合描述，但这种描述却带有诗人的“授意”色彩，譬如“露重”、“蝉的飞动”、“风多”和“蝉的鸣叫”，尽管这些客体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客观上讲，并不像诗人所认为的那样紧密，然而在诗人看来，它们之间却形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露重”就造成了蝉的难以“飞动”，“风多”则掩盖了蝉的微弱“蝉鸣”。

这些“授意”色彩已经使得这些客体性特征具有了朝向对象性特征转化的趋势。但是，这一转化并不十分彻底，因为这些客体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自然、比较客观的。然而，在最后两句，诗人却完全将这些客体性特征转化为了与自己当时境遇相符的特征，从而也就将它们提升到了对象性特征的高度，变成了直接与自己相关联、相互动的审美对象。如此，就由物（“蝉”）及人（“诗人”），前两句中客体性特征朝向对象性特征转化的趋势，至此就全然演变为了对象性特征!“无人信高洁”，本为蝉的“高洁”，现在成了诗人的“高洁”;“谁为表予心”，在这风声鹤唳的境遇中，诗人也如“风多”之中的“蝉”那样，不仅不能展示自己的高风亮节，而且还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果说，审美观照物的客体性特征在前两句处于显处、明处和实处，对象性特征处于隐处、暗处和虚处，那么在后两句中，情形则正好相反。这说明了客体性特征和对象性特征这两者在诗歌中的关系是辩证的审美关系。

这种辩证的审美关系能否同样出现在译文之中呢?

杨译基本上保留了原文中客体性特征和对象性特征之间的这种审美辩证关系。译者在前两句中没有往“蝉”的客体性特征中灌注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在后两句中将诗人对象化了的特征转化为自己的对象性特征。因此，译文保留了原文中审美观照物的客体性特征和对象性特征之间的辩证关系，基本上既没有将客体性特征提升为对象性特征，也没有将原来的对象性特征降解为客体性特征。

当然，审美观照物的客体性特征和对象性特征及其审美辩证关系在译文中的保留，并非是译者的唯一选择。译者有可能在译文中对这两者进行变更而改变原来的关系，重新调整审美观照物在译文中的状态。以下一译就与杨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OnHearingCicadasinPrison

Theyearissinkingwest，cicadassing，

Theirsongsstiruptheprisonersgrief.

Icannotbearthesightoftheirdark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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