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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五十二公元792年－794年（第2页）

德宗命人传谕陆贽：“机密要事，勿与赵憬商议，应密封手疏奏报。”又称：“苗粲因其父苗晋卿昔年代理朝政时曾有不当言论，其诸子皆与古代帝王同名，朕不欲公开斥逐，可将他们兄弟外调为地方官，勿使其接近屯兵之地。”还说：“卿过于清廉谨慎，各道馈赠一概拒绝，恐阻碍事务沟通。如马鞭、靴子之类，收受也无妨。”陆贽上奏，大略言道：“昨日臣所奏之事，唯赵憬知晓，陛下竟劳神费力，委曲防护。此于腹心大臣间仍存形迹拘束，形同而事异，鲜能成事。恐有损大公无私之德，亦伤陛下从善如流之明。”又说：“封赏必于朝堂，刑罚必于市井，唯恐众人不见、事实不明。君主施行无愧于心，万民听闻无可非议，受赏者坦然无惭色，受刑者甘心无怨言，此乃圣王宣明典章、与天下共守之道。凡诬告之事，多非实言，利于中伤而惧于公辩。或言岁月久远不可追查；或言事有妨碍须予隐忍；或言恶迹未露宜借他事为名；或言但弃其人不必明言责辱。言辞皆近情理，实意在于诬陷，伤害良善、售奸牟利，莫此为甚！若苗晋卿父子果有大罪，当公开依法处置；若系诬枉，岂可令其暗中流徙？审理诉讼、辨别谗言，必求实情证据，情状显而证据确，理屈词穷，方加刑罚。如此则下无冤民，上无误断。”又说：“监临官员受贿，满一尺即处刑，虽微末吏员尚当严禁，何况风化之首的宰相，反可通行受贿？贿赂之门一开，必辗转滋长，今日收鞭靴，他日必及金玉。眼见可欲之物，岂能自制其心？既已私下交往，何能中断其意？涓滴不绝，终成溪壑之灾。”还说：“若有时接受有时拒绝，被拒者疑心受排斥而阻塞沟通；若一概辞拒，则众知不受乃常态，又有何嫌隙阻碍？”

当初，窦参憎恶左司郎中李巽，将其外调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贬谪郴州，李巽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窦参绢五十匹，李巽奏报窦参交结藩镇。德宗大怒，欲杀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罪不至死，德宗暂止。不久又遣宦官对陆贽说：“窦参内外交结，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拟文书处置。”陆贽上言：“窦参乃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状不明，至今众议愤慨，叛臣借以为辞。窦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暗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审讯即加重刑，恐惊骇视听。窦参与臣无私交，陛下所知，臣非欲救其人，实惜刑法不可滥施。”三月，改贬窦参为骧州司马，其子女皆流放。德宗又命惩治其亲党，陆贽奏：“罪有首从，法分轻重。窦参既蒙宽宥，亲党亦应减罪。且窦参获罪之初，私党已受牵连，人心久定，请不再追究。”德宗从之。德宗又欲抄没其家产，陆贽言：“依法，谋反者尽没家财，贪赃者仅征所犯之额。皆须定罪施刑后方可没收。今罪责未明，陛下已示宽贷，若登记其家产，恐因财伤义。”当时宦官对窦参怨恨尤深，谤毁不止。窦参未至骧州，终被赐死于途中。窦申受杖杀，财物奴婢皆押送京城。

海州团练使张升璾（张升云之弟，李纳女婿）因父丧周年回定州，曾在公座辱骂王武俊，王武俊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日，下诏削其官职，遣宦官杖责囚禁。定州富庶，王武俊常欲夺取，借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安喜、无极百姓万余人，迁至德、棣二州。张升云闭城自守，屡派使者谢罪，王武俊方止。

德宗命李师古拆除三汊城，李师古奉诏。但他常招聚亡命之徒，凡得罪朝廷者皆安抚任用。

五月

甲辰日，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原职，皆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族侄。赵憬疑心陆贽恃宠专权，排挤自己至门下省，常称病不理事，遂与陆贽生隙。

陆贽上奏论述边防六失，认为：“措置失当，考核无度，兵众耗财，将多分力，不均生怨，遥控失机。”

其一，措置失当：关东戍卒不习水土，身困边荒，心惧胡虏。国家资养如骄子，姑息如贵客。他们屈指盼归，张口待哺；或趁官军败退时溃逃东归；或弃守城镇，动摇远近人心。不仅无益，实则有损。另有犯罪流放者，本非良善，更加思乡，幸灾乐祸，甚于戍卒。

其二，考核无度：近年权移下属，朝廷失柄。将令难行于军，国法不施于将。上下苟且，虚度岁月。欲赏一有功者，反虑无功者不安；欲罚一有罪者，又恐同恶者忧虑。罪因隐忍而不彰，功因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风，竟至如此。致使效忠者遭同僚讥讽，冲锋者受士卒怨恨；败军误国者无愧畏之心，迟援失期者自以为智。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士所以扼腕。

其三，兵众耗财：胡虏每次入侵，将帅互相推诿。虚报敌势上闻，便称兵少不敌。朝廷不加核查，只顾增兵征发，无益防御，徒增供应之弊。民户日损，征敛日繁，以编户倾家之资，兼官府盐酒专营之利，全部收入，尽耗边防。

其四，将多分力：吐蕃全国兵力，仅相当于中原十多个大郡。然其动则中原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原惮其强而不敢侵。原因何在？实因中原指挥多门，而蕃虏统帅专一。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二，进退整齐，快慢如意，不失战机，气势自壮。此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之由。开元、天宝年间，控御西北两蕃，仅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使。中兴以来，未暇外讨，抗两蕃者亦只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近年分割朔方之地，建节统兵者达三人，其余镇军近四十处，皆奉特诏委任，各派宦官监军。人人可相抗衡，互不隶属。每待边报告急，方令商议用兵。既无军法约束，仅以客礼相待。兵以气势为用，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分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

其五，不均生怨：治军关键在于考核优劣以定衣食等级，使能者奋进，庸者甘心。虽有厚薄之别，却无觖望之隙。今边远之地，长期戍守之兵，皆百战伤残之余，终年勤苦至极，然所发衣粮仅够己用，常被妻儿分食，面有饥寒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怠于劳役，所颁衣粮丰厚数等。另有本非禁军、原属边军者，将校谄媚请求遥隶神策军，不离旧地，只改虚名，俸禄赏赐顿增三倍。其事未异而供养悬殊，若未忘怀，谁能不怨？

其六，遥控失机：凡选任将帅，必先考察其行能。可者派遣，不可者黜退，疑者不用，用者不疑。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年边军动向，多由圣心裁断；选任将帅，先求易于控制。多设部属以分其力，轻其职权以弱其心。致使不合军情之令亦得听从，违背事理之命亦得执行。胡虏突击迅如风飙，战报上闻，旬月方达。守土者因兵少不敢抗敌，分镇者因无诏不肯出兵。待敌掳掠退归，方列功告捷。其败绩则百减为一，其俘获则百增为千。将帅幸得朝中总制，不忧罪责；陛下亦以为大权在握，不究实情。

陆贽建议：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只供衣粮，招募愿留戍卒及蕃汉子弟补充。广开屯田，官府收购。敌至则人自为战，农时则家自力农。又应择文武能臣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沿边诸节度使，非紧要者就近合并。然后减冗费以丰财，定等级以和众，宽委任以尽其才，严赏罚以考其绩。如此则戎狄畏服，边疆安宁。德宗虽未能尽从，但深为重视。

韦皋遣大将董勔等领兵出西山，击破吐蕃军，攻克堡栅五十余处。

丙午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相，改任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三批使者，分别经戎州、黔州、安南，各携生金与丹砂赴韦皋处。生金象征坚贞，丹砂象征赤心，并将韦皋此前书信分为三份作为信物，皆抵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弃吐蕃归唐，并致帛书于韦皋，自称“唐故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送其使者至长安，并上表祝贺。德宗赐诏书予异牟寻，命韦皋遣使安抚。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担任宰相时，百官禀报事务互相谦让而不发言。秋季七月，他们奏请依照至德年间旧例，由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每十日轮换一次。德宗下诏同意，后改为每日轮换。

剑南、西山地区各部羌人首领——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原先皆受吐蕃役使，至此各自率部众归附唐朝。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保、霸三州，供给耕牛和粮种。汤立志、罗陀忽、董辟和入朝，皆被授官，厚加赏赐后遣返。

癸卯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自臣掌管度支以来，查出各州亏欠钱八百余万缗，抽取各州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品价值三十余万缗，请另设‘欠负耗剩季库’管理；染练织物则另设‘月库’管理。”德宗下诏准奏。其实所谓“欠负”多是贫民无力偿还、仅存账目的空数；“抽贯钱”随收随用早已耗尽；“呈样”“染练”物品本就是左藏库正库财物。裴延龄将它们移至别库，虚报数目以迷惑皇帝。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富国而加以宠信，实际并未增加收入，只是徒增官吏登记账册的麻烦。京城西边有数亩低湿荒地生长芦苇，裴延龄竟奏称长安、咸阳有数百顷陂泽可牧养马匹。德宗命有关部门查验，并无此事，却也不加怪罪。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正常赋税未用完部分充作盈余，据为己功。官府先前所购物资，再次支付价款，充入别库。边军自今春以来并未支取粮饷。陛下若认为裴延龄孤贞独立，是时人因忌恨正直而散布流言，何不派遣亲信大臣复核实情，查明本末，公开赏罚？如今朝野群情激愤，岂是京城士庶皆结为朋党？陛下亦应稍加反思明察。”德宗不听。

八月庚戌日，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冬季十月甲子日，韦皋派其节度巡官崔佐时携诏书前往云南，并亲自以书信回复异牟寻。

十一月乙酉日，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刘士宁任宣武节度使后，诸将多不服。他淫乱残忍，外出打猎常数日不归，军中苦不堪言。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深得人心，刘士宁猜忌他，削其兵权，命其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日，刘士宁率二万人在郊野打猎。李万荣清晨闯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亲兵千余人，诈称：“诏命征召大夫（刘士宁）入朝，由我暂管留后事务，每人赏钱三十缗。”众人拜谢。他又晓谕外营士兵，皆听从号令。于是分兵关闭城门，派人飞马告知刘士宁：“诏命征召大夫，宜速上路，稍有延迟，当传首级进献。”刘士宁知部众不再效忠，率五百骑逃回长安，至东都洛阳时，仅剩仆妾相随。到长安后，诏命其归宅守丧，禁止出入。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驻郾城，遣使质问事由，并挑战。李万荣以言辞戏弄，吴少诚惭怒退兵。德宗闻李万荣驱逐刘士宁，征询陆贽意见。陆贽上奏认为军州局势已定，应暂遣朝臣宣慰，慢慢观察实情，以免失误。奏疏大略说：“刘士宁被逐虽是众意，但李万荣掌军并非朝廷旨意。此乃安危强弱之关键，愿陛下审慎处置。”德宗再命人告知陆贽：“若再拖延恐生变故。现拟任命一亲王为节度使，暂令李万荣任留后，制书直接从内廷发出。”陆贽复奏，大略说：“臣虽不谙军事，但对谋划略有所见。处置安危在于形势，任用成败在于才能。形势如器皿，安置于平地则稳；才能如负重，超出其力则仆。李万荣今所陈奏颇为张扬，只露贪求之意，全无退让之礼，据此鄙躁性格，绝非良将。又闻他本是滑州人，偏厚本州将士，与其相善者仅三千人，诸营士兵已怀怨恨。此人偏执乖张，非统军之材。若得志骄盈，不是悖逆便是败亡——悖逆则犯上，败亡则毁军。”又说：“苟且迎合则不顺理，勉强应允则不诚信，君臣之间必生嫌隙。与其待事态蔓延再图解决，不如在萌芽时断绝。”又说：“治国之道，应以大义训导人。欲教人事君，先令其顺从尊长。”又说：“方镇之臣行事多专断，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若使倾轧夺权者轻易代任，利益所在，人心各异，此风暗长，祸必难救。非唯助长叛乱，亦开启谋逆端倪。”又说：“日前驱逐刘士宁事起仓促，诸郡守将本非同谋，一城军士亦未齐心。他们各自权衡成败，犹豫于逆顺之名，岂肯捐躯与之同恶？”又说：“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任节度使，颁诏慰劳本军。褒奖李万荣安定之功，另加宠任；赏赐将士和睦之义，厚给资装。揣度大势，理应宁息。李万荣纵欲跋扈，又能如何？”最后表示：“倘事后有失，臣愿承担败事之罪。”德宗不听。壬戌日，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日，纳娶已故驸马都尉郭暧之女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长子。王妃之母即升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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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地区羌人、蛮人二万余户归降。诏命韦皋兼管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事务。

崔佐时抵达云南都城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此前吐蕃使者数百人已在云南，异牟寻尚不愿吐蕃知情，让崔佐时穿牂柯（西南少数民族）服装入城。崔佐时拒绝：“我乃大唐使者，岂能穿小夷服饰！”异牟寻不得已，夜间迎入。崔佐时宣读诏书，异牟寻惶恐，环顾左右失色。既已归唐，便抽泣流泪，跪拜受诏。郑回暗中会见崔佐时告知内情，因此崔佐时尽知云南实况，便劝异牟寻尽斩吐蕃使者，废除吐蕃所立封号，献其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听从，并刻金契进献。异牟寻率其子寻梦凑等与崔佐时于点苍山神祠会盟。

此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伤亡甚众，向云南征兵万人。异牟寻以国小推辞，只愿发兵三千，吐蕃不满。增至五千，方得应允。异牟寻遣五千人先行，自率数万人随后，昼夜兼程袭击吐蕃，战于神川（今云南丽江一带），大破吐蕃军，夺取铁桥等十六城，俘其五王，降服十余万众。戊戌日，遣使来唐献捷。

瀛州刺史刘澭被其兄刘济逼迫，请求西迁陇山，遂率部兵一千五百人及男女万余口赴长安，号令严整，沿途无一人敢取百姓鸡犬。德宗嘉许，二月丙午日，任命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设于普润。其军不击柝（不打更），不设音乐。士卒患病，刘澭亲往探视；士卒死亡，则哭泣哀悼。

乙丑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日，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之子。李复征召河南尉洛阳人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涉军政，卢坦常据理拒绝。薛盈珍常说：“卢侍御所言公正，我自不违背。”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获厚赐后返镇。

夏季四月庚午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平。此前，宣武亲兵三百人素来骄横，李万荣厌恶，派往京西防秋，亲兵怨恨。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作乱，进攻李万荣，被李万荣击溃。亲兵抢劫后溃散，多逃往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加安抚。韩惟清逃往郑州，张彦琳逃往东都。李万荣诛杀叛乱者妻儿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在街市呼喊：“今夜大军将至，城必破！”李万荣逮捕斩杀，奏称是刘士宁指使。庚子日，将刘士宁迁至郴州安置。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叛，围攻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调岭南兵救援，德宗不许，派宦官劝解。

陆贽上言：“郑礼大赦已近半年，而流贬官员尚未蒙恩。”遂拟三道文书进呈。德宗命人告知：“旧例，贬谪官员依赦量移（酌情内调），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似有超越，且多近兵马驻地或当路州县，恐有不便。”陆贽复奏：“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退以警其不恭，宽恕以勉其自新；不警示则渐用严刑，不勉励则再加贬黜。虽屡有进退，皆非出于爱憎。执法暂贬其职，惜才渐予晋升，既知可能复用，谁不自勉修省！何忧乎败坏纲常？何患乎积蓄憾恨？若因其贬黜即视为奸凶，永远防范闲置，长久弃置不用，则悔过者无从补过，怀才者终难施展。人之常情，穷困则思变，含悲贪乱，或由此生。今若量移不过三五百里，则仍在本道之内，风土反比旧州更劣，徒增搬迁之劳，实添调配之扰。且当今州府多驻军兵，所在边地少有馆驿，示人疑虑，亦非宽弘之举。乞请陛下再加裁断。”德宗性多猜忌，不委任臣下，官员无论大小必亲自选用，宰相拟荐者很少认可；一旦臣下受责，往往终身不复任用。他喜好以辩才取人，不得敦厚务实之士；进用艰难，人才多滞塞。陆贽上奏劝谏，大略说：“升迁以勉励有功，黜退以惩戒过失，二者交替运用，理如循环。晋升者有过则示惩，受惩者改过则复进，既不废法，亦不弃人，虽小过必惩而人才不竭。如此则黜退者努力求复职，晋升者警惕而尽职，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说：“明主不因言辞判断人，不凭臆想选拔士。若好善而不择所用，喜言而不验其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如同弃绳墨而裁曲直，舍权衡而揣轻重，虽极精微，难免谬误。”又说：“中等以上者，各有所长，若区别得当，任用合宜，各适其性，各展其能，合作成功，亦与全才无异。关键在于明鉴大度，统御有道。”又说：“以一言合意即为能臣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逆便为罪过而不辨忠奸。称意则委任过度，不思其力所不及；违逆则责罚过当，不恕其才所不能。于是职司之内无成效，君臣之间无定分。”德宗不听。

陆贽又奏请均衡节制财政，共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大略说：“旧制赋役之法为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年纳粟二石，称‘租’。每户按当地特产纳绢、绫、絁共二丈，绵三两；无蚕桑之地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调’。每丁每年服役，可纳绢代役，每日折绢三尺，称‘庸’。天下为家，法制统一，虽欲迁徙，不容作奸，故人心安定而政事有常。至安史乱华，百姓流离，户籍毁于避难，赋法坏于供军。建中初年，重立制度，执政者知弊当革，但举措失其本源；知简政可行，但操持不得要领。凡欲救弊，须深究致弊之由：时势之弊但治其时，法制之弊则全改其法，举措得当，方无后患。战事以来，供应无度，此为时弊，非法弊。而仓促更改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刮州县，校验簿册，每州取大历年间一年税赋最高额定为两税定额。财富生于人力，故先王定赋税以丁夫为本。不因勤耕增其税，不因辍耕减其租，则播种多；不因增产重其征，不因流亡免其调，则定居固；不因勉励加重其役，不因怠惰免除其庸，则勤出力。如此，则人安其居，尽其力。两税法则唯以资产为准，不以人丁为本。殊不知资产之中，有藏于怀袖箱囊，物虽贵而人莫能见；有储于场园仓廪，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生息之货，数虽少而逐日生利；有房舍器具之资，价虽高而终年无利。此类情况繁多，一概估算钱值，自然失公滋伪。于是轻资产好迁徙者常逃徭税；重本业安定居者每困征敛。此乃诱人为奸，驱人避役，人力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缺。且初立新制时，不求均衡，各地供应有繁简之差，长官有贤愚之别，徭赋轻重悬殊，所遣使臣意见各异，奏定之后有增无减。又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等项既已纳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仍予保留。望稍加均减，以救民生凋敝。”

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定额，不计钱数，大略说：“凡国家赋税，必量民力、依土产，故所纳唯布、麻、缯、纩及百谷而已。先王恐物价贵贱失平，交易难以准衡，又定钱币之法调节轻重，收放调控必基于此。此乃理财之权柄，治国之利器，由官府专掌，不委于下。谷帛为人所产，钱货由官所铸。故本朝法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何尝有禁民铸钱而反以钱为税？今之两税独违旧章，只估资产定差等，便以钱谷定税额，临时折征杂物，每年品种多变，只求征利便利，不问供给难易。所征非民所产，所产非官所征，于是或加价购其无，或减价售其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核查各州初纳两税之年绢布价值，参照当前时价，贱增贵减，酌取中数，总计应纳税钱，折为布帛数量。”又说：“地力生物有限，取用有度有节则常足，无度无节则常不足。物产丰歉在天，用物多少在人。故圣王定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不困穷。治道衰微则反之，量出为入，不恤民无。夏桀用天下而不足，商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此乃用度盈虚，在于节与不节。”

其三，论述地方长官以增加户口、加重赋税、开垦田地作为考核政绩标准的弊端，大略说：“治理百姓者，很少有人能设身处地推行忠恕之道，体察为国家奉献的至公之心。他们往往施行小恩小惠，争相引诱奸猾之民，以夺取邻境人口为智慧才能，以招纳逃亡民众为治理教化。那些舍弃彼地投奔此地的人，既因新收附而获得免除赋役的优待，那些频繁往来迁徙的人，又因‘恢复旧业’而享受优厚待遇。只有那些安土重迁、始终不动的百姓，负担却日益加重，赋敛不断增加。这等于是让定居本地的百姓，长期替代那些懒惰游荡者的赋役。这与驱使他们迁徙、教唆他们狡诈有何区别？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从大局着眼，各自偏私本辖区利益造成的过失。”又说：“确立统一法规来管理民众，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治理者如果不明白如何维持、驾驭和适时调整的道理，那么取巧作伪就会萌生，而且往往在阻碍与激励的过程中滋长。请申明命令给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标准。如果在管辖范围内，人口日益繁盛，所定税额有结余，允许其根据户口实际状况均衡减免，以减免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等级的依据。将该管辖区应征税收总额进行比较，每户平均减免十分之三的，评为上等考绩；减免十分之二的，评为中等；减免十分之一的，评为下等。反之，如果人口大量流亡，赋税却加在现存的户口上，那么考核和处罚的等第也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其四，论述征税期限过于紧迫的弊端，大略说：“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征收赋税、获取财物，是为了供给国家。贤明的君主不会为了丰裕国家的供给而损害其养育的百姓，所以一定优先考虑百姓的生计，借用他们农闲的余力；一定先让百姓家给自足，然后征收他们的剩余财富。”又说：“养蚕之事刚刚开始，就已经要缴纳丝绢税；农田耕作尚未结束，就急迫地催收谷物租税。上级的督责越是严厉，下级官吏的威逼催迫就越是急迫。有粮有绢的人家被迫急切出售，损耗了价值的一半；无粮无绢的人家被迫借贷，要付出加倍的利息。希望重新详细制定征税的期限。”

其五，建议用征收的茶税钱设置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大略说：“古人所说的九年、六年的粮食储备，是普天之下的臣民共同筹划的结果，本就不是只充实国家粮仓，而不顾及普通百姓。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得五十万贯钱。当初的敕令是让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灾荒饥馑。现在用这笔钱来储粮备荒，正好符合之前的旨意。”

其六，论述兼并土地的人家，私人收取的地租比国家赋税还重，大略说：“如今京城地区，每一亩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地主收取的地租，有的每亩高达一石，这是官府税收的二十倍。即使降到中等水平，地租也还有五斗。土地本是君王所有，耕种收获本是农夫所为，而那些兼并土地之徒，竟然坐收厚利。”又说：“希望对所有私人占有的田地，大致规定一个限度，削减地租价格，务必让利于贫苦百姓。法律贵在必定执行，但要慎重避免过于严苛。放宽制度以便于适应习俗，严格执行法令以惩罚违抗者。略微减损富有者的利益，稍稍优待不足的贫者。这样既不会过多损害富人的利益，又可以用优待来救济穷困。这是古代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良好法则，不可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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