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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4章（第1页）

&ldo;庸道&rdo;之下乘，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ldo;南郭先生&rdo;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rdo;庸&ldo;门，采取&ldo;三不主义&rdo;：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ldo;庸&rdo;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ldo;成熟了&rdo;。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ldo;庸&rdo;得安逸、&ldo;庸&rdo;得滋润，最后还能&ldo;庸&rdo;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ldo;庸&rdo;中也有黄金屋、&ldo;庸&rdo;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ldo;庸道&rdo;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ldo;官念&rdo;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ldo;保先&rdo;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ldo;养命儿子不孝顺&rdo;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ldo;感情投资&rdo;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2410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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