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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ldo;君权天授&rdo;，到&ldo;以人为本&rdo;，到&ldo;以德治国&rdo;；到&ldo;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rdo;，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ldo;嫡长子&rdo;。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ldo;中华范儿&rdo;。

后记

时间开始了

1观念

对于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ldo;是什么&rdo;，而不愿意回答&ldo;为什么&rdo;，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ldo;范式&rdo;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ldo;布店&rdo;，或&ldo;中药铺&rdo;。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ldo;药材&rdo;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ldo;数据库&rdo;，不是&ldo;历史学&rdo;。

因此，反对&ldo;以论带史&rdo;，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ldo;诺姆&rdo;（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的河床，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ldo;真历史&rdo;。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ldo;思辨说史&rdo;。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ldo;为什么&rdo;。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ldo;群体意识&rdo;，西方文化的内核是&ldo;个体意识&rdo;，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ldo;互补结构&rdo;。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ldo;概念先行&rdo;。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ldo;礼乐合一&rdo;比&ldo;情景合一&rdo;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ldo;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rdo;。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ldo;文化系统&rdo;。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ldo;奠基者&rdo;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ldo;耶稣基督&rdo;或&ldo;穆罕默德&rdo;，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3]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许，因为周原在&ldo;两河之间&rdo;。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还是&ldo;美索不达米亚&rdo;。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ldo;印度文明&rdo;。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ldo;中国国情&rdo;。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ldo;君权天授&rdo;，到&ldo;以人为本&rdo;，到&ldo;以德治国&rdo;，再到&ldo;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rdo;，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ldo;早熟的儿童&rdo;；周公，确实是&ldo;文化的始祖&rdo;。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ldo;以德治国&rdo;。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4]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ldo;德&rdo;的。5那么，&ldo;以德治国&rdo;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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