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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文化冲撞 文本的解构与重建（第1页）

第十章文化冲撞：文本的解构与重建

篇首语

文学翻译工作的本质属性，可以直接折射出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素质。.Pinwenba.com译者的文化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哲学与态度，在译作中都会有所体现。无论是多么高明的理论，也培养不出高明的翻译家；而无论多么高深的翻译理论造诣，也未必能保证在翻译实践中有出色的成就。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可能会断送一个潜在翻译家的光明前程。

现实的巨大反差清楚地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技能，文学翻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技能，尽管它并不排斥理论的指导意义。语言技能与翻译技能的提高，跟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不能画等号。在这一点上，人类应是有共识的，遑论中西方。

一、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而文学翻译仍然是翻译

脱离了翻译实践的“理论家”热衷于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以至于完全忘记了“翻译”这种活动和行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面对这样一种理论混乱，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翻译究竟是什么？

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有翻译，当然是因为某两种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出现了沟通的必要，而兼通这两种语言的第三者的存在便使得这种沟通行为成为可能。但是，只具备需要沟通的双方和兼通双方语言的第三者，翻译还是未必就会发生，除非第三者具备了中间传话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诚信。

因此，居于中间的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诚实可信，是翻译行为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虽然信息的传输经过不同语言的转换而难免会有所损耗，以至影响到翻译的忠实度，使之难以达到百分之百的高度，但是不在约定时承诺忠实，并在实践中力求忠实的翻译，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翻译及其译者所应履行的社会任务的宗旨，违背了作为翻译及其译者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最起码的常识是：翻译也是一种契约行为。不承诺诚信，任何一种契约都不可能成为契约。

所以，忠实可信就不只是一起翻译活动或是一则翻译成果质量的检验标准，也是这种活动或成果能够得以成为现实的必要前提。因为，译无信不立！

所以，严复所谓“译事三难”，首先推重一个“信”字。如果严复声称他的翻译不求忠实，甚至还要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或非创造性的叛逆，即或是准备通过译文去和原作者竞赛，其余二难“达”与“雅”，也就不再成为难事了！因为当翻译不再成为翻译时，翻译之难也就自行消失了。

显然，严复的“三难说”来源于他的翻译实践。但是，他的体验也不能不受到其翻译实践的局限。严复不曾从事过文学翻译，所以才会有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此说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因为是说道理，既可以深入浅出，也可以雅俗共赏，译者完全可以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针对不同的对象，选用先秦文字、汉唐文章，甚至可以说大白话、编排成顺口溜。而且严复先生是就其所事之事论其所事之事，并不是概论一切文字翻译，更不曾断言文学翻译亦当奉之为圭臬。所以，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三难说”被当作涵盖一切的翻译之论而受到批评，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无妄之灾，而当时的批评者也不曾把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区别开来。

直到40年代，卞之琳先生才明确地针对文学翻译指出，这三个字中只有一个字可取，那就是“信”。译无信不立，一切翻译均不例外。而在文言白话之争早已成过去之后，不言而喻，“达”也就是以现代汉语为媒介的译。雅或不雅，全都要以原作为准。

文学翻译也仍然是翻译，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翻译根本的任务和任务的全部，毫无例外，都仍然应该是通过译入语传达译出语所要传达的信息。其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也还应该是力求忠实、力求准确。

主张文学翻译可以而且应该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以原作和原作者为对手，展开语言和文化的“竞赛”，以及附和这种论调而质问“译者的天职仅仅是忠实？”者，全都忽略了翻译之所以会成为必要的原因，以及翻译之所以会存在的理由。

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翻译，文学自有其特殊的规律和属性，而文学翻译必须尊重文学的这种特性，并且适应和保存这种特性。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门类。而艺术，是艺术家为了满足社会或自己的审美需要，通过形象的塑造和感情的介入，再现生活和自然或艺术家自身思想感情的审美结构形态。因此，文学是审美意识集中化和物质形态化的表现，是人类通过自身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特殊形式。

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其造型媒介和信息载体。不同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类别所创造的直接形象，文学所塑造的形象是要通过欣赏主体的听觉或视觉，激发起其想象和联想，并调动其经验积累、唤醒其潜在的思想感情，而后才会形成的间接形象。所以，文学浸透着作者和欣赏者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的意象。

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以译入语为材料，构建相应的语言形式，以再现原作所营造的意象，传达原作所传达的信息。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再创作。但是，文学翻译却只能是以再现原作意象、传达原作信息为目标，而受到原作全面制约的再创作。和绘画艺术相比，翻译就正好和临摹相似，也是一种绘画活动，却以复制或再现原作为其宗旨和限度。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不允许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在道理上似乎说不过去。但是，什么是译入语的优势？是所有的译语，全都具有这种优势，还是唯独汉语作为译语时才具有这种优势？前一种情况，只能是错觉或误解；后一种情况，则显然是偏见。

当译者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时，人们就可以断定，其翻译出来的结果可以是别的无论什么，却唯独不可能是超越原作，而“把原作内容表现得更好”的优秀译作。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也。”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译者驱使本国文字”翻译的“功夫”怎样和“作者驱使原文”创作的能力相比较？“译笔”又能在哪一方面、多大程度上“出原著头”？正像临摹，过犹不及，只有可以乱真的临摹才称得上是神品。任何提倡以创作代替翻译的“译论”，就像提倡临摹可以撇开原作另起炉灶的“画论”一样荒唐。

译者之不可能以译文和原文“竞赛”，也就是不可能用译入语代替原作者创作，不论其“驱使本国文字的功夫”有多么高明。这是因为，创作过程所涉及的并不只是“驱使文字”，而首先是一种审美意识物化为审美客体的过程。原作者作为创作过程中审美主体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诗歌翻译的本质：美就是真，真就是美

译诗的结果自然也还应该是一首诗。问题是：该怎样看待诗？

诗，是语言艺术的一种。诗之所以是诗，并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是怎样说的。诗，是音乐性和形式感最强的语言艺术。诗，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语言艺术。

诗的音乐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押韵，也不是所有的诗全都字数整齐。譬如惠特曼的诗多不押韵，字数或音节、音步数更谈不上整齐，照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形式美。在我国现当代新诗中，押韵、整齐也早已不是常规。

请欣赏英国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ByssheShelley）的ALAMENT及其三则汉译：

ALAMENT

OWorld！OLife！OTime！

OnwhoselaststepsIclimb，

TremblingatthatwhereIhadstoodbefore，

Whenwillreturnthegloryofyourprime？

Nomore—Onevermore！

Outofthedayandnight，

Ajoyhastakenflight，

Freshspring，andsummer，andwinterhoar，

withgrief，butwithdelight

Nomore—Onevermore！

——PercyByssheShelley

哦时间！哦人生！哦世界！

我正登临你最后的梯阶，

战栗着回顾往昔立足的所在，

你青春的绚丽何时归来？

不再——哦永远不再！

从白昼，从黑夜，

喜悦已飞出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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