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教皇的权利达到了顶峰,中欧封建化也是基督教传播之时,所以很快便传遍了全欧洲,也是基督教兴起的重要原因,使得整个欧洲基督教化,教会从此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在当时文化、经济和制度上都是中世纪的总代表:
政治上,所有的理论都是拥护等级制度而产生,将社会等级和三位一体理论相融合,祷告、打仗、劳动成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并演化整个社会成为有机一体:也就是僧侣等于眼睛,给人一指示道路,代表着意识形态;贵族为手臂,而民众则是人体的下身,谁也不能错位。同时还极力鼓吹武士精神,将教会信仰和武士观念合为一体,形成完善的结合,将骑士由世俗的支撑转变为教会的支撑力量。教会还维持封建制度,确立封建法律,教会为封建主当时的很多民事法内容皆来自于教会制定,教会本身也开始拥有了法庭,即宗教裁判所。
经济上,教会为封建主的代表,主要体现在教会的本身拥有大量地产,一个修道院可拥有几千处庄园,同时教会还取得了向教徒的征税权,使得当时的钱币大量流向教会;而且修道院本身还经营着当时最基本的商业交易,成为当时市场、集市的管理者和开办者。在经济生活中,教会十分活跃,虽然这和它的理论有矛盾。教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钱财,也是最大的消费者:教堂的消费等是一个固定的消费团体,而且教会也参与商业活动。教会有借贷,以抵押借贷的方式进行;其本身还有商人队伍,即采办商人,专门负责为教会进行商业交易;又是市场的开办者和管理者,经常在交易时以“上帝的休战”为名来进行交易。
总而言之,教会是当时封建制度最大得益者,因而对封建制度也进行限制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国王的地位
中世纪王权经常产生变化,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明显。中世纪时期王权统一的概念是在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之前,那时也可以看出比较统一的特点;而在这个时代之后,因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概念形成,彼此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到了末期,王权又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逐渐走入衰弱期。
关于国王由来一说,其普遍原则是神授与民选的结合促成,两者缺一不可。这与日尔曼民族的原始观念有关,他们认为国王是具有神性的,所以才能在世间行使他的权利,因而能够站无不胜,这种神性是整个王室家族共有的,所以此家族中成员都有成为国王的资格。但这一神性一定要经过人民民选才能证明其神性,总的看来中世纪国王均如此产生,克洛威就是在公民大会中被选出,而其祖先就是半人半神的墨洛克。后来加洛林王朝取代克洛威王朝,为了证明其合法,所以和教皇结交,由教皇授予这一职位成为合法国王;同时教皇也从中得到好处,形成了以后的教皇国。这一习俗是从日尔曼人沿袭而来,基督教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习俗。
这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上,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就已有对于王权的论述:即国王是神,也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教会的代表者,所以具有神性;同时为了确保国王的神性,教会为此加入了一系列的登基大典,最主要的就是涂油礼(原古希伯来人仪式),多以橄榄油为香料,仅国王能够使用。一般而言登基仪式有四项内容:选举,宣誓,涂油和加冕。
国王的选举范围狭窄,国王选出后对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宣誓,结束后还需进行宗教仪式中的圣餐礼,加入很强的宗教意味。在教堂中加冕,说明他与神的关联。其复杂的过程既表明国王神性,也表达了人民对他的信仰:不仅是国王,还是具有神奇功效的人物;但也有不合解释之时:神授自上而下,民选由下而上,矛盾总会产生;此时就会出现两个国王共治的局面,这也是导致中世纪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就是因为三子共治而出现的。
国王因为了解自己无神性,所以需要一定的实力作为王权统治基础:在这当中,经济基础最为重要。每个国家的国王都掌握了一块中心地区,为国王提供了持久的经济基础和保障,国王军队也能从中得到补给,也因此这块中心地区往往就成为了王国的首都。此外,国王还拥有很多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除了领地外,抢劫和纳贡是国王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国王的经济基础也靠社会关系。国王作为一个贵族,在统治中形成集体力量,并通过联姻来加强统治,使自己的领土增大;所以妇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婚姻的失败往往意味着一场战争,会引起全欧洲的混乱;平民结婚则是出于经济利益。这些社会力量可加强社会统治,但共治共享观念会引起灾难,父子兄弟之间常为对手,且王权形式管理上也不完全,因为理论上全国土地都为国王所拥有,而实际上是由贵族等自治。当时还有司膳、司宫、司厩、总管等官职,其作用都是为了管理国王的领地,而非全国土地。直到中世纪后期,土地才逐渐演变为由官吏管理,可见当时并非独裁同志,而是共治、民选并存的状态。
而王权与教权关系也成为了中世纪的主要线索。
早期教权辅佐王权,因为一开始教会没有地位,需要依附王权而生,所以极力宣扬国王的神圣性;中期以后,随着教会的势力增强,而地产什一税使得教会的经济实力加强,其宗教思想有是各国在割据时的统一标志,于是开始了和国王争权时期。教会的克里尼改革运动,就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口号,宣称王权既由教权授予,也能由教会收回,开启了中世纪后期的教权、王权之争。
中世纪教权既扶助了王权,同时也限制了王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两点:第一,王权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有所差距,理论上至高无上又有神圣性,而且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实际上王权是虚弱的,当时的分散割据和教会限制都影响了王权。第二,封建与王权并不对立,君权至上仍是封建统治的观念,国王奠定了统治基础即封建制,在封建关系中王国仍有许多特权,比如外交事务只能由国王出面,司法是国王的最高权威,故能在四分五裂时期保证了国王的统治。
对外开拓篇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一直处于自卫状态,从罗马灭亡到11世纪之间,整个社会程封闭状态,并且与阿拉伯形成对峙局面,虽然无力向外开拓,但也有两次尝试:
一,十字军东征
二,地理大发现
这两次运动对中世纪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期间诚然也与外界有过交往,但是比较零散,交往方式为商人进行串连,另一方面香客的朝拜也是其中一方面。
11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尝试向外开拓,首先就是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的第一次对外开拓。
这次东征以宗教为借口——为了统一基督教,合并之前分裂出去的东正教。而之所以选在11世纪,也是因为当时东西方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欧已经是教会大一统的体制,教皇占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而拜占庭常年受阿拉伯人进攻,土地范围大批缩小,因而也开始向西方求援。这自然成为了西欧进攻东方的最好借口,而西方要求两教会的合并为一,也就是宗教动机,成为了人们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契机,教皇出面号召各个阶层,形成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欧洲的向东开拓运动。
事实上,东征同时也源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一,商品经济的抬头,标志着商品在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而一直以来欧洲商品的发源地是东方;二,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出现,使得各阶层的人们更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大量货币,而东方以其神秘和财富吸引着众人;三,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欧洲开始出现了流浪者,这批流动阶层因而更加的希望能够获得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富;四,向外开拓,无疑是将当时欧洲的内部领主之间的私战矛盾,引向了名义上的正义之战;五,在以上各项基础上,教皇所提出的物质诱惑,以及免债、免罪等事项,愈发引发了当时对于东方的狂热。
这场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场狂热的宗教运动,还有社会、经济上的背景,而且这些因素日后所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宗教意义。
就某方面而言,第一次东征确有其成果: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建立起一批十字军国家,比如安条克、拉丁辛等国家,也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同时,这也是极其血腥的战争,军队的抢劫、烧杀,完全背离宗教性质——以后的七次战争亦没有任何改进,攻占拜占庭,所为的也仅仅是经济上的目的而已。
但是如果单纯的从历史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有其无法磨灭的影响:
一,一系列的战争似的地中海通道重新畅通,阿拉伯和西欧开始逐渐融合,双方有了除战争以外的接触:十字军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了东方的富庶,通过战争中的抢掠也携带大量的物品回到西欧,刺激了人们对于东方的**,促进了西欧的生产,出现大量伪造品。而地中海通道的打开,使得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受惠颇大。于是这些城市均鼓励人们参加十字军,以获得自己的商业利益,通过提供十字军的装备来获利。通过这一战争,威尼斯取代拜占庭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热那亚则获得了大量的建筑以及拜占庭的市场,使地中海航线再度为旧基督教徒所掌控,带动了西欧其他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比如马塞、巴塞罗那和佛罗伦萨等。
二,十字军东征,毫无疑问的引起了欧洲社会本身的大变动:东西方从对立表现到相互融合——西方人的思维、生活方式开始东方化。十字军东征中发现所见的东方与所闻的有很大出入,并开始有人思考关于“异教徒”一说,怀疑教会宣传的所谓东方人为恶魔一说,也开始向东方学习。十字军国家大部分都阿拉伯化,其中居民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改变自己的服饰并模仿东方的礼仪,学习东方处世态度,改变自我形象,与东方开始交往。而十字军占领圣城后,也允许阿拉伯人来此学习、朝拜,西方人则将其文化、思维带回西方。
地理大发现,则是欧洲走向海外的标志。
总的来说,这一开拓运动是前面十字军东征思想的延续,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当时,欧洲对于地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并且将其归纳入运用范围,不强调个人权威,而是更看重实践证明;人们发明、运用了许多科学知识,制造了各种类型的船只;同时也对地球的情况有所描绘,眼光不在局限于地中海,有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绘制了相应的世界地图。在这些基础上,人们开始尝试冒险,这与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不同,是理性的探索,不带有狂热性质。
地理大开拓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思想意识上,从中世纪的神学范畴开始更加走向科学的方式,这一突破对于日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框架。
二,在经济方面,此次探索使得全球文明走向一体化,促成全球世界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世界文明开始加速融合,打破了原有的孤立状态,亚洲和非洲成为相互联系的通道,各民族之间开始大规模的交往;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大至海洋,空间拓展通道也开始增多。而文明一体化的影响主要为:世界性人口的迁移,同时人种也开始有所变化;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产有了广泛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等。
三,在宗教方面,西方基督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改变了孤立于欧洲大陆的状态,出现了新信徒,并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时中国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也促成了西欧的高速发展和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
一,在欧洲内部,经济中心开始转移,从原先的地中海地域移动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地理位置地位开始下降,而相反的占据有利地位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强盛;这次地理大发现同时引起的还有西欧的价格革命:黄金和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原始资本积累和大生产开始兴起。
二,相对于被扩张地区,则陷入灾难性地步,被强制向某一方向发展,成为被动的分工地区,本地文化遭到高压压制。
总的而言,这两次对外开拓,令的西欧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全世界性以工业生产运转的社会,原先的文明中心开始消失,文化趋向于统一,当时的世界是围绕着欧洲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是日后世界发展的起步。
文化篇(哲学、文学和艺术)
在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所以没有纯粹的哲学体系。当时人们研究神学的手段,为的是论证神学的正确性,只有经院哲学存在,以讨论圣经为目的的哲学,但是也加进了人的推理,排斥了绝对的服从和盲目的信仰,而在推导中所出现的不和谐情况,自然就产生了争论,即实际性问题。
当时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哲学和理性以及信仰孰轻孰重,即应是信仰高于理性或是理性高于信仰,主张信仰者认为神学本身只能以信仰来认识,而上帝是不可认识的;主张理性的人认为只有通过理性论证,才能去进行信仰。其二则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神学者认为认识一切事物从唯一出发,先有概念才有个别,万事万物从一般到个别;理性者认为概念是归纳出来的象征,即从个别到一般。人们对人的认识也提出了不同于信仰的观念:开始出现了经验主义说法(白板说——就是认为人的理智象白板,一切均从后天经验得来)。
虽然当时的哲学是以论证神学的目的为出发点,但经院哲学的论证方法和信仰都突破了神学的范围,从人的本性出发开始认识宇宙,将人类理性提倡到最高度,成为了日后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
中世纪的艺术,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是和宗教密切相关的。当时的艺术种类依附宗教而存在,表现精神和也宗教相通。最能够体现那一时期艺术的为教堂文化艺术;而中世纪的雕塑也大都为圣母、耶稣和使徒(天使),其表现形式对欧洲文化影响巨大,来源则大多是圣经故事。
中世纪的教堂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罗马时期的建筑,注重防御能力,墙壁厚重,窗户小。教会采取此种式样,使得教堂显得结实、严肃,比如意大利的彼撒大教堂,德国的渥姆斯大教堂。当欧洲开始日趋安定之后,教堂开始出现了另一种风格,既感觉轻巧、明亮,大都以尖顶为主(包括窗户),开始突出其宗教神秘性,主要是通过窗户上的装饰:使用彩色镶嵌玻璃来反映,并在上面描绘圣经故事,造成神秘的光线气氛,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就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还有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等,都表现了时代的特色。
雕塑的特点则是程式化,很少能看到作品中的生活气息和人们的喜怒哀乐,为了刻意追求永恒的宗教效果,人物表情严肃,**干枯,背后都刻画着光环。这些作品只要是受客户需要而创造的。
而中世纪时期的文学,相对而言就形式活泼多样,每一时期的内容都有所改变。
在早期,是反映蛮族部落的故事,反映征战中的英雄人物。主要形式是英雄史诗。第一类是反映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有很强的传说性,大量充斥着宗教、迷信、巫术,而且人神不分,代表作品有《贝奥武普》,描写了英国人远祖在北欧时期的传说生活;第二类则是根据真实历史题材编写的,代表作有《罗兰之歌》,反映了查理曼时期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斗争时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罗兰的故事。
到了中世纪制度的成熟期,骑士阶层开始在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反映骑士生活的文学也开始增多。这类文学主要歌颂上层贵族所尊重的观念:首先是歌颂骑士的爱情观,以便于歌唱的诗歌形式开始出现;而受到中世纪后期讨伐异教徒的影响,游吟诗人纷纷流落到意大利,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其次是描绘骑士对主人的效忠、勇敢之事,类似于早期的英雄史诗,如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虽然受到了教义主义的影响,但这类作品总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传说大多没有根据是虚构的,只是刻意去代表一种观念而已。
然后到了城市复兴时期,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形式也开始兴起,这类作品题材广,形式活泼,主要是描绘小市民的具体生活,现实性、娱乐性很强。代表作有《列那狐传奇》,用拟人化形式,将动物代表人来描写,其主角列那狐被定位为城市市民形象,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市民的一种看法:聪明、狡猾(不善良)、喜欢欺负弱小者。由此可看出当时市民地位以及社会对其的看法,更可以了解资产阶级前身的产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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