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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发动众人挽留许兵 分说缘由坚持原则（第2页）

8月14日：和秦经理、赵国民、蒋国钧一起与小许交谈，奇怪的是他仍然没通。秦经理说随他去吧。对他能不能为厂出力，我已没有什么把握了，怎么办？得好好儿考虑一下。

8月18日：今天又同小许谈了谈，看来很难转变他的态度，怎么办？总不能将制度毁了去迁就他吧？

8月23日：小许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我也反复说了说过的话。他说建厂以来停职检查的他是第一个。我说直接顶撞，硬顶不执行，敢讲“我不弄”的他也是头一个。他认为关键在于国民跟他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说到私人关系，在十几个车间负责人中他小许与我算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国民完全清楚。别说他从没有打击报复人的先例，就是有也不会用到你小许身上。

我多次说过，好比手上割了个小口子，及时处理是小事情，拖下去也许会变成破伤风。我说集体与私人之间的相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私人之间，我的意见你可听可不听，那只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集体不一样，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符合厂规厂纪，上级的指令就得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到哪儿都有这一条。

他问给什么处分，我说处分不是目的，是维护厂规厂纪的严肃性，是教育和警戒。给什么处分要看你的认识程度。

他说他没错，我说要是坚持错误，那么等请示公司后再说。他说处分了他会挨人骂的。我说无论处分不处分都是有人骂的。

有人骂，不奇怪，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对你许兵、对小钱、小顾，对老朱做了多少工作呢？人们只看表面，不知究竟，他要骂我没法。我不能逢人就将真相进行宣传。我说八二年乡里让我当厂长，我怕人骂，没当，结果呢？要被赶出去。去年没法我当了，老阮爱人来骂。我说大嫂子，回去摸摸心想一想，是谁对不起谁？是谁容不了谁？我不要当这个厂长，我没法。今天我提前跟你说一句，我不愿处分你，不要逼我。我让小许去找秦经理谈谈。

8月24日：上午找秦经理请示小许之事，他说：继续挂。

8月25日：跟许兵就制度执行问题再度进行解释。

8月27日：陆锦祥转述许兵的话，要我作全个决断。按制度执行是容易的，后果不能不考虑。毕竟从亲近关系方面讲，他是阮志清一系的人，跟老朱、小钱、阮志恒一样，都得顾及“容人之量”这一说的。锦祥说得对，再开个会，议一议，唉——。锦祥说：有多少人理解你呢？

八月二十八日生化厂召开两委会讨论了三个问题，除效益分析、工伤处置外，主要讨论许兵一事的应对问题。会议由赵国民介绍了事情发生经过，葛春红作了补充，伍子芳、张井芳、曹秀兰、阮秀芹分别汇报了与许兵谈话经过，老蒋也说了三次谈话情况，接着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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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芳第一个开口说：“我到厂的时间短，不了解许兵对厂可曾立过什么大功，以致厂方对他这么宽容。据我了解许兵在片碱、泰兴两个车间当主任时都是亏本的，换了人好象后来情况反而好转了，胶带车间他离职以后情况也比过去好了些，你们迁就个什么呢？

文化高，高中生一拢一大把，要找容易得很啊；能力强，看不出表现在哪儿啊；听说他女的与向会计的妹妹是同学是好朋友，可是陆锦祥说向会计在队里时连自己女的违犯制度也惩罚，从不循私情的。我真弄不懂了，国民按职权依制度作出处分决定，凭什么还要这么讨论来讨论去的？”

老蒋说：“老伍不了解我和向会计都是受过排挤的人，担心有人说我们不能容人，一朝天子一朝臣。”

伍子芳说：“这就不对了，你们没有排挤他呀。老实说，不是向会计委托我们，我和老陆、老洪还不会去找他剖解、劝说呢。换了我，早就换掉了。不听我的，要你干什么？我就不信离了胡屠夫就吃混毛猪？前前后后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劝过他了吧，这算什么排挤，明明是迁就嘛。”

马如山说：“论是阮厂长的老人马，我算是最老的了，老支委、老车间主任、老供销。老蒋，建塑料厂支部时，支委就阮支书、你老蒋和我三个，比许兵要老多了，我就没感到新班子排挤过老人马，反而比老阮更迁就，对老朱的迁就就很明显。”

马如山说的老朱就是朱光辉。朱光辉这个人是阮志清当兵时的战友、运动中的心腹，在十几个车间主任中文化水平最低，怎么会当上车间主任的，不知道，用尹坤在跟阮志清吵嘴时的话说就是“你姓阮的只喜欢用象朱光辉这样比你还没水平的庸才。”所管车间历来是全厂落后单位。就这么个人，新班子在安排工作时总还优先，原因就在于避嫌。对此人们都心知肚明，而今对许兵的处置也是这样。

“马叔叔，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葛春红人小心眼灵活，立即将话题转向主题。马如山是个直爽人，不知春红的心思，随口说：“这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国民的决定是对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葛春红紧跟着问：“你也找他谈过话了，他要是始终不认错呢？一直停下去，车间也一直没主任？”春红的这句话才是开会的关键。

马如山直，但不傻，众人都知道葛春红提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他当然也知道。知道是知道，他可不愿开这个得罪人的头，反问说：“你说呢？”

向河渠说：“我来说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小而言之一个单位，都得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规矩，在国家是法律法规，在单位则是规章制度。许兵从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上讲，违反了第七条‘有完整的原始记录’，从制度第六项‘纪律’第一条讲违反了第一条：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的全文是：”他翻开制度汇编念道：“1、下级服从上级。违者主管负责人有权责成检查或停工停薪检查。”

他看了大家一眼说，“赵国民依据许兵的言行，结合过去多次不服从的现象，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正如子芳同志所说的没有必要讨论来讨论去的。

为什么要讨论？一是许兵是生化厂的老骨干，如老蒋所说的，我们不希望让人们有排挤老人马，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嫌疑。其实我和老蒋原本就是生化厂的创建者，许兵也是我们的老部下，原本不必避这个嫌的；

二是统一一下认识，让大家理解、支持国民的工作。国民同志当这个主持日常工作厂长，有他的心理负担。就象老马所说的，生化厂有一班老人马，资历比他深，他不敢管。这次处分许兵也是被逼的。各位想想，刚才介绍情况中许兵的那句话‘我同你谈不拢，不要我弄就罢，我不弄。’对于国民来讲，被一个下级顶到这个份上，谁还忍得住？一而再，再而三，从去年到今年，从片碱到胶带，几次国民的话只要不合他的意的就不执行，他这个厂长还怎么当？车间职工不听许兵的话，许兵能容忍吗？讨论就是要让大家设身处地理解国民，支持他的工作；

三是通过这件事，要在我们领导层提高一个认识，这就是我多次说过的规范化。制度起什么作用？起规范化的作用。有人说胶带车间比以前好了，为什么会变好？是制度通过这件事显出了它的威力。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连许兵这样的老同志触犯了制度都要受处分，那么其他同志就得好好地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严格执行制度？制度是不会迁就任何人的。”

“至于许兵这件事如何结梢，主动权在他自己手里。”见众人中有人似乎不解，向河渠问：“国民，还记得到江南搞发展前，我曾跟你们三人说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靠什么吗？”赵国民说：“记得的，一直没忘。”“哦——？说给大家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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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三人都认为‘要靠坚持不懈的奋斗拼搏！’，你说的是‘要靠你对社会有用！’你说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奋斗并没有错，更关键的是你对社会有没有用？对家庭有用，你能在家庭站住脚；对社会有用，你能在社会站住脚。社会越是离不开你，你的脚跟站得越稳。”赵国民边回忆边说。

向河渠见赵国民一直没忘记他的告诫，感到欣慰，他盼望也能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说：“许兵这件事也是这样，取决于他的决定对生化厂是有用还是没用？有用则留，没用则满足他不弄的愿望。这句话适用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要是有朝一日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厂已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我的选择就是走。”

八月二十九日向河渠给许兵写了一封信，并复写成五份，抄送赵、蒋、阮各一份，请曹秀兰送去。向河渠在信上说：“锦祥同志转述了您的观点，并要我作个决断，今请小曹转达书面答复如下：

古人说‘是非本无定论，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恶’，这是一条真理。您认为您的想法正确，我们认为我们的做法不错，站在各自的角度上看，都无可非议。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认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应视环境、对象而定。不知您觉得对不对？相对于生化厂今天而言，凡有利于生化厂的集体利益、有利于生化厂的振兴、符合生化厂的规章制度的就是对就是是，反之则为非为错。您同意这个标准吗？如果同意，则请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如果不同意，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分手吧。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不愿为生化厂的振兴而努力，又何苦硬捏在一起？

我们是要按这条标准办事的。本着这条标准，昨天就你所犯的错误，两委会花两个半小时作了讨论。与会同志个个认为国民同志作出的停职检查决定符合制度第六章第一条规定，没有错。鉴于二十多天来，两委会曾委托八位同志先后与您谈心、剖解、劝导，我本人也十一次与您交谈、探讨，您仍坚持错误观点。会议就您拒绝检查的原因作了分析研究，惋惜地认为尽管您有一定的才能，但如果不能为集体的振兴事业所用，不能自觉自愿执行厂规厂纪，那么才能再大也对集体没有用处。大家找不出更妥当的办法来解决至今僵持的局面，只能将‘怎么办？’的问题留给您自己。”

向河渠在信中说，“身为这个厂的厂长，面对这个本来很好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只能是大家态度。不管是哪种办法都只能对维护制度有利，对集体振兴大业有利。奉劝您设身处地为生化厂的振兴想想，为全厂的利益想想，再作决定。”

向河渠在信中说，“作为朋友，我提醒您：无论要在哪里站住脚，都要对哪里有作用，作用越大，脚跟站的越稳。只顾自己是顾不住自己的。”

最后向河渠以“盼您早日认识错误，上班工作，共创新业，不要再拖下去了。”结束这封六七百字的信。

大概又拖了七八天，许兵见拖也无用，才来厂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了结了这桩公案。对此向河渠赋诗说：

许兵犯事处置难，难在关系非一般。本属阮氏一嫡系，能从宽时不从严。

只是犯错太严重，轻描淡写何以堪？着人劝解七八个，口谈笔写十来番。

前后历时月有余，马马虎虎才算完。许兵犯事事等闲，按章办事一般般。

只是厂处危难中，才让小事变困难。何当日月换新天，违章之事不再谈。

这一长长的过程在给金教授的信中说起时只以两三句话就作了概括。

事后伍子芳特地找向河渠探讨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他发现不仅仅在许兵这件事上，就是在别的职工违反制度时，处置的力度也不大。

伍子芳说：“我们都知道乱世用重典，生化厂目前正处于乱世中。制度中有制度执行法，为什么总是雷声大雨点儿小，不能严格按制度执行呢？”向河渠说：“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你：它不是厂振兴不振兴的主要矛盾，解决不解决目前问题不大。等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了。”伍子芳还是不理解，见向河渠不准备作进一步的解释，于是再来找老蒋。

蒋国钧听伍子芳说了谈话的经过，想也没想就说：“你错估了形势。生化厂是在艰难中，但不处在乱世中。你大概没听说‘向家军’这个词，是几年前一个叫尹坤的老兄起的名。”伍子芳问：“是沿北村的尹坤？”

老蒋说：“就是他。他把跟向河渠走得最近的十几个人称为向家军，是老向的铁杆队伍。车间负责人、核算员、普通工人都有。那时老阮妒嫉的就是这些人对他说什么听什么，老阮的话到没有那么有用。就是在这次体改中老阮不要老向了，还纷纷打电话给老阮给公司给乡里，要求留下他。这些人如今是厂里的核心力量，没有制度也会拼命去干，有几个不遵守制度的人乱不了阵脚。或者你要问严格遵守制度不是更好些吗？不尽然。目下厂内经济情况不好，除铁杆外，士气不高，只能容着。一旦经济效益上来了，士气上来了，违反制度的现象自然少了，甚至差不多没了。他现在的重心在胶带的上马和香肠的恢复生产。第一是资金，第二是胶带销路。所以没有认真去关注制度的落实，放手让国民去管。一旦国民有撑不住的现象，他立马撑腰，但还是尽量不出面，始终维护国民的威信。对许兵的处置就是个典型。你全面地观察观察全厂的情况，尤其是许兵躺倒不干后的情况，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伍子芳坐在老蒋的对面，眨着双眼，沉默了好一阵，才笑着说：“这个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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