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回到战地输血队的驻地时,太阳已经偏西了。营地里很安静,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没有炮声,没有枪声,伤员们大多已经被转送到后方医院,剩下几个还在观察的躺在帐篷里,偶尔传出一两声低沉的呻吟。
卡车停在操场的东边,车身上糊着一层泥浆和炮烟留下的黑灰,挡风玻璃上还有几道弹片擦过的划痕。他拎着一只铁皮桶和一块抹布,正准备去水井那边打水把车洗一洗,一个年轻的护士就从帐篷那边跑过来。
她跑到王汉彰面前停下来,弯着腰喘了两口气,一只手指着驻地的方向,气喘吁吁地说:“雅克,你快回去,有人找你。”
王汉彰以为又来了伤员,加快了脚步。他走到驻地的时候,看到诺尔曼正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和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说话。那个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头发花白,脸上的线条很硬。他的胸前挂着一排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光。
王汉彰认出了他。是第11旅的旅长汉斯·贝姆勒。这个名字在国际纵队里几乎无人不知。德国人,赤党老党员,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之后被关进过集中营,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之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一爆发就带着第一批德国志愿者翻过比利牛斯山来了西班牙。
他指挥的第11旅是国际纵队里最能打的部队之一,在马德里保卫战中顶住了国民军最猛烈的进攻,伤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阵地一步没退。
贝姆勒看到王汉彰走过来,迎上前去。他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像是一个习惯了在战场上走路的人。
“你就是王雅克?”贝姆勒问。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
“是。”王汉彰说。
贝姆勒点了点头,从旁边一个随从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小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勋章。金质的,形状像是一个十字架,四个臂等长,边缘打磨得很光滑,十字架的正中间浮雕着西班牙共和国的国徽——皇冠、城堡、狮子和锁链的图案被压缩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每一道线条都刻得极其精细。勋章上方连着一根红色和黄色相间的绶带,那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国旗色。
“这是共和国战争十字勋章,”贝姆勒说。他说得很慢,每一个词都给足了分量,像是在宣读一份正式的嘉奖令,但他的语调里没有官方场合常见的那种空洞和做作,反而带着一种近乎私人化的郑重。“西班牙共和国战争十字勋章,是共和军最高级别的战功勋章之一。旅部决定授予你,以表彰你在阿尔卡拉外围战斗中独自俘虏二十三名意大利干涉军士兵的英勇行为。”
他把勋章别在王汉彰的胸前。别针戳进布料的时候,王汉彰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但他没有说话。贝姆勒退后一步,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王汉彰立正,回了礼。
贝姆勒的手放下来,然后拍了拍王汉彰的肩膀。“你一个人抓了二十多个俘虏,”他说,“这在国际纵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你的事迹会激励所有的战士。”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王汉彰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斟酌之后才放出来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安东尼奥·加西亚和胡安·洛佩斯,他们才是真正——”
贝姆勒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他没有说“我对他们的牺牲表示哀悼”,没有说“他们会得到应有的荣誉”,没有说任何一句在阵亡通知书上反复出现的套话。他只是沉默了一秒,然后转过身,朝随从摆了摆手。那个手势很随意,手指并拢往外一翻,像是在说“搬过来吧”。
几个随从开始从后面的卡车上往下搬东西。不是弹药箱,不是医疗器械,是几箱罐头、几袋面粉、几桶葡萄酒,还有几十条崭新的军毯。罐头是铁皮包装的,标签上印着西班牙文的“海军特供”;面粉袋子是粗麻布的,鼓鼓囊囊地堆在操场上。
这些东西在战前不过是杂货店里随处可见的普通商品,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时期,在连盐都成了奢侈品的前线,这就是比钞票更硬的通货。
贝姆勒指了指那些东西,对诺尔曼说:“这些是给输血队的,算是附加的慰问品。”然后他转回身,看着王汉彰,语气恢复了正式汇报时的那种分量,“这是你为你的队伍赢来的。不是补给,是奖励。补给是上面按人头发的,奖励是你用战功换的。你的战友们今天晚上能吃上一顿好的,是因为你。”
几个西班牙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驻地。他们扛着相机,拿着笔记本,围在贝姆勒身边拍照。闪光灯亮了几下,刺得王汉彰眯起了眼睛。然后一个记者朝他走过来,伸出手。“我叫费尔南多,《马卡报》的记者。旅部让我们来采访你,你的故事要上报纸。”
王汉彰皱了皱眉,刚想说“不用了”,诺尔曼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雅克,我知道你不想被关注。但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输血队的事,是整个国际纵队的事。你接受了采访,你的故事上了报纸,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有时候,榜样的力量比一卡车血浆还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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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彰看着诺尔曼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费尔南多把他带到一辆卡车的阴影下,那里不晒,也安静一些。他掏出笔记本和钢笔,打开笔记本,上面已经写满了字,但翻到空白页,钢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
“王雅克先生,”费尔南多说,“我想请你从头讲一遍,你是怎样一个人俘虏二十多个意大利兵的。”
王汉彰想了想,说:“不是我一个人。”
“什么意思?”
“还有两个人,安东尼奥和胡安,他们死了。”王汉彰说。
费尔南多的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写。王汉彰讲得很简短,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只是说了发生了什么。他说安东尼奥和胡安先冲出去,吸引住了意大利人的火力,他才能够绕到侧面扔手雷。
他说如果不是那两个人,他一个人根本打不过四五十个意大利人。他说那两个人死了,他活着,所以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运气好。
费尔南多边听边记,钢笔在纸面上快速移动,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他问了很多细节,王汉彰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就说不记得了。他不能说得太详细,不能说他受过军事训练,不能说他用引水渠迂回是战术动作,不能说他扔手雷的时机是练过的。他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拼了命了”。
采访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费尔南多合上笔记本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表情。“雅克先生,”他说,“你这个故事,会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
王汉彰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卡车旁边,坐进驾驶室,关上车门。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他的耳朵里还残留着白天的枪声和爆炸声,像一层薄薄的膜,贴在鼓膜上,怎么都甩不掉。
天快黑的时候,输血队的驻地点起了一堆篝火。
篝火是诺尔曼的主意。他把贝姆勒送来的那些好东西全搬了出来——西班牙海鲜烩饭的罐头、伊比利亚火腿、德国香肠、法国白兰地。这些东西在战前不过是普通的食物,在马德里任何一家像样的餐厅里都能吃到。但现在,在被炮火围困了数月之后,在前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奢侈品。
很多士兵已经几个月没有闻到肉味了,他们围在篝火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在火上烤着的香肠。香肠在火焰的舔舐下滋滋作响,表皮慢慢变成焦黄色,油脂从肠衣里渗出来,滴在烧红的木炭上,溅起一小团火焰,释放出一股浓郁的、让人胃部痉挛的肉香。
那种香味在满是碘酒和血腥味的驻地里扩散开来,像是某种古老的、原始的召唤,让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深呼吸。一个小护士站在篝火边上,闭着眼睛,仰起头,鼻子对着那股肉香吸了好几下,脸上的表情近乎虔诚,像是在教堂里闻到了乳香。
诺尔曼站在篝火前面,举起一个搪瓷缸子,里面倒满了白兰地。
“今天,”他说,“我们的朋友雅克,一个人俘虏了二十多个意大利人。我认识他不过几个月,但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怕血,不怕死,不怕苦。他只知道一件事——该他做的事,他一定会做到底。”
他顿了顿,朝王汉彰的方向举起了搪瓷缸子。“敬雅克!”
“敬雅克!”所有人举起了杯子。
王汉彰举着搪瓷缸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朝诺尔曼点了点头,把白兰地一口干了。酒很烈,呛得他咳了两声,周围的人笑了起来。
篝火越烧越旺,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把那些疲惫的、苍白的、挂着眼袋的脸照成了暖红色。有人在唱一首西班牙语的歌,王汉彰听不懂歌词,但旋律很熟悉,是他在营地听过很多遍的那首。有人在拍手,有人在用勺子和叉子敲搪瓷碗,叮叮当当的,像是在打鼓。
不知道是谁拿出一把吉他,开始弹奏《西班牙斗牛舞曲》。几个西班牙护士站起来,手拉手围成一圈,开始跳舞。她们的动作不算优美,但很有力,脚下的土地被踩得噗噗响。有人把王汉彰从座位上拉起来,推进了跳舞的人群里。
他不太会跳舞。在天津的时候,他没跳过舞,在豪恩斯洛农场也没学过。他被两个护士夹在中间,左边拉一下,右边推一下,身体跟着她们的节奏晃来晃去。他的样子很笨拙,但他没有拒绝。在这个晚上,在这个篝火旁边,在那些刚刚经历过生死的人中间,他不会跳舞也成了让大家高兴的一部分。
有人开始起哄,让他讲抓俘虏的事。他摆了摆手,说“没什么好讲的”,但没人听他的。最后他只能站起来,拿着搪瓷缸子,又说了一遍。“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说,“还有两个人,他们死了。我什么都不是。”
篝火旁边安静了一下。然后诺尔曼说:“他们死了,但你活着。你活着,就要替他们活着。”
王汉彰没有说话,端着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他的脑子开始发晕,看人有了重影。他又喝了几口,身体开始发飘,像是踩在棉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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