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昂听到这个消息时,哭得像个孩子。他当即收拾设备,第二天就跟着赵春梅回了村子。这次夏知微也去了,还带了一个小型拍摄团队。
他们在村里待了一周。拍新教室的落成仪式,拍图书室里孩子们读书的样子,拍老人们学用智能手机跟在外打工的子女视频。也拍依然存在的问题——年轻老师留不住,医疗条件还是差,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没人疏导。
素材传回北京,秦朗带着剪辑师连夜赶工。一周后,一部四十分钟的纪录片《默河·新生》上线了,免费发布在视频网站上。
片子开头就打出字幕:“回应所有质疑”。然后镜头从一年前的破败校舍,慢慢摇到如今的新教学楼。赵春梅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怕被人看见穷,怕的是被人看见了,却没人伸手。”
片子最后,那个聋哑女孩用手语说:“我想当老师,教像我一样的孩子。”字幕翻译出来时,很多观众哭了。
舆论反转了。之前骂周子昂的大V悄悄删了微博,几家官媒转发了纪录片,标题是:“记录真实,是为了改变真实”。
新浪潮那边暂时没了动静。但夏知微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两周后,《哑光》续集的筹备会上,秦朗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
“投资方撤了,”他放下手机,“说题材敏感,风险太大。”
“哪家?”陆云问。
“三家都撤了。理由都一样——‘政策风险’。”秦朗冷笑,“肯定是新浪潮打了招呼。”
《哑光》续集讲的是地下乐队成名后的故事,确实涉及行业黑幕、资本操控,比第一部更尖锐。没有投资,这片子就拍不成。
夏知微翻着李泽宇给的文件袋,忽然停在一页上:“秦导,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不找传统的影视投资,找品牌合作。”
“什么品牌会投这种片子?”
“独立音乐设备品牌、潮牌、甚至...酒品牌。”夏知微眼睛亮了,“《哑光》第一部在年轻人里口碑很好,续集可以做成‘青年文化品牌联名’。我们不卖版权,卖的是文化影响力。”
这个想法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夏知微开始四处拜访品牌方。大部分都婉拒了,直到她见到一个国产吉他品牌的老板。
老板姓方,四十多岁,曾经也是个摇滚青年,后来做实业发了家。他看完《哑光》,当场拍板:“我投!但有个条件——电影里用的吉他必须是我们品牌的。”
“还有,”方老板补充,“我要真实的植入。不要那种硬邦邦的广告,要剧情合理。比如主角的吉他坏了,修的时候特写我们的logo;比如他们穷得吃不起饭,但抱着吉他说‘这个不能卖’。”
夏知微笑了:“方总,您这比我们还懂电影。”
“因为我也穷过,”方老板点了根烟,“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组乐队,最惨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馒头。但我那把吉他,真没卖。现在我有钱了,就想支持还有这种傻劲儿的年轻人。”
靠着方老板的投资,再加上几个小众潮牌的赞助,《哑光》续集勉强凑够了启动资金。开机前夜,夏知微在微博发了张照片——剧本封面,上面写着:《哑光2:声嚣》。
配文:“也许声音很小,但总要有人喊出来。”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五万次。约翰·卡维尔在下面评论了一句英文:“Goodluck.(祝你好运)”看不出是真心还是嘲讽。
开机第三天,新浪潮的反击来了。
这次不是针对项目,是针对人。一组夏知微的“黑料”在网上流传——有她在酒吧演出的照片(配文:夜店驻唱出身,能有什么好货),有她大学时和男生勾肩搭背的合影(配文:私生活混乱),甚至还有伪造的聊天记录,显示她“收钱抹黑同行”。
最毒的一招是:有人扒出夏知微的父亲曾因经济问题入狱,在她十岁时病死在狱中。这个话题被刷上热搜:#夏知微父亲是罪犯#。
“这是要毁了你。”秦朗看着那些恶评,手在抖。
夏知微却很平静。她关掉手机,继续看监视器:“秦导,这条过了,准备下一条。”
“你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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