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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7章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第1页）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丙辰年）

春天一月，燕国太原王慕容恪带兵渡过黄河，距离广固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段龛率领三万部众前来迎战。丙申日，慕容恪在淄水把段龛打得大败，抓住了段龛的弟弟段钦，斩杀了右长史袁范等人。齐王龙辟闾蔚受伤，慕容恪听说他很贤能，派人去找他，可惜龙辟闾蔚已经死了，段龛的士卒投降的有几千人。段龛逃脱，回城坚守，慕容恪就进军包围了广固城。

前秦司空王堕性格刚正严厉，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都是靠阿谀奉承得到宠幸而晋升的，王堕对他们厌恶得像仇人一样，每次上朝，见到董荣都不跟他说话。有人对王堕说：“董君得宠显贵无人能比，您应该稍微放下身段和他接触接触。”王堕说：“董龙算什么鸡狗东西，怎能让国士跟他说话！”正巧赶上有天象变异，董荣和强国就对前秦皇帝苻生说：“现在上天的谴责很严重，应该让贵臣来承担。”苻生说：“贵臣就只有大司马和司空了。”董荣、强国说：“大司马是皇室至亲，不能杀。”于是就杀了王堕。将要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今天还敢把董龙比作鸡狗吗？”王堕怒目而视，大声呵斥他。洛州刺史杜郁，是王堕的外甥，左仆射赵韶讨厌他，就在苻生面前说他坏话，诬陷他心向晋朝，结果苻生就把杜郁杀了。

壬戌日，苻生在太极殿宴请群臣，让尚书令辛牢做酒监。酒喝到畅快的时候，苻生生气地说：“怎么不使劲劝人喝酒，还有人坐着没醉！”说完就拉开弓箭射死了辛牢。群臣害怕，没有谁敢不喝醉，东倒西歪、帽子都掉了，苻生这才高兴。

匈奴首领刘务桓去世，他弟弟刘阏头继位，打算背叛代国。二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带兵向西巡视，来到黄河边，刘阏头害怕了，请求投降。

燕国太原王慕容恪对段龛控制的各城进行招抚。己丑日，段龛任命的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率领部众投降，慕容恪让王腾担任原来的官职，回去驻守阳都。

前秦征东大将军晋王苻柳派参军阎负、梁殊出使前凉，写信劝说前凉王张玄靓。阎负、梁殊到了姑臧，张瓘接见他们，说：“我是晋朝的臣子，臣子不能和境外有往来，二位来这里有何贵干？”阎负、梁殊说：“晋王和您是相邻的藩国，虽然山河阻隔，但风气相通、道路交会，所以来修好，您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张瓘说：“我尽忠侍奉晋朝，到现在已经六代了。如果和苻征东互通使者，这是对上违背先君的志向，对下毁坏士民的气节，怎么能行呢！”阎负、梁殊说：“晋室已经衰落，失去天命很久了。所以凉国的先王向二赵称臣，这是识时务啊。现在大秦威势德行正盛，凉王如果想在河右称帝，那不是秦国的对手。要是想以小事奉大国，那何不抛弃晋朝而侍奉秦国，以保住福禄呢！”张瓘说：“中原人喜欢说话不算数，之前石氏的使者刚走，他们的骑兵就到了，我不敢相信你们。”阎负、梁殊说：“自古以来在中原称帝的，政治教化各不相同，赵国奸诈，秦国讲究信义，怎能一概而论呢！张先、杨初都凭借武力不肯归服，先帝出兵讨伐并擒获了他们，赦免他们的罪过，赐予他们爵位俸禄，这本来就不是石氏能比的。”张瓘说：“如果真像你们说的，秦国威势德行无敌，为什么不先攻取江南，这样天下就都归秦国了，征东将军何必委屈您二位来传达旨意呢！”阎负、梁殊说：“江南有文身的习俗，道德败坏，在教化兴盛之前就反叛，在教化隆盛之后才归服。主上认为江南必须用武力征服，河右可以用道义安抚，所以派使者先来表达友好。如果您不明白天命，那么江南还能多延续几年，而河右恐怕就不是您的地盘了。”张瓘说：“我占据三州，有十万披甲的士兵，西边包含葱岭，东边直到黄河，征伐别人都有余力，何况是自保，怎么会怕秦国！”阎负、梁殊说：“您州里山河的险固，比得上崤山、函谷关吗？百姓物产的富饶，比得上秦州、雍州吗？杜洪、张琚凭借赵氏的基业，兵强财富，有囊括关中、席卷天下的志向，先帝向西进军，他们就像冰消云散一样，一个月之内，不知不觉就换了主人。主上如果因为您不服从，发怒兴兵，带领百万大军击鼓西进，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应对？”张瓘笑着说：“这事得由大王决定，不是我能做主的。”阎负、梁殊说：“凉王虽然聪明早慧，但年纪还小，您身负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国家的安危，就看您这一举动了。”张瓘害怕了，就以张玄靓的名义派使者向前秦称臣，秦国按照张玄靓自称的官爵封授给他。

将军刘度在卢氏攻打前秦青州刺史王朗；燕国将军慕舆长卿进入轵关，在裴氏堡攻打前秦幽州刺史强哲。前秦皇帝苻生派前将军新兴王苻飞抵御刘度，建节将军邓羌抵御慕舆长卿。苻飞还没到刘度就退走了。邓羌和慕舆长卿交战，把慕舆长卿打得大败，擒获了慕舆长卿以及两千多披甲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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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请求把都城迁到洛阳，修复皇家陵园，上奏了十多次，都没被批准。朝廷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去讨伐姚襄。

三月，前秦皇帝苻生征调三辅的百姓修建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进谏，认为这样妨碍农事，苻生就把他杀了。

夏天四月，长安刮大风，吹倒房屋、拔起树木。前秦宫中惊慌骚乱，有人说贼来了，宫门白天都关闭，五天后才恢复正常。苻生追查报告有贼的人，把他剖腹挖出心脏。左光禄大夫强平进谏说：“上天降下灾异，陛下应该关爱百姓、敬奉神灵，缓刑德政来应对，这样才能消除灾祸。”苻生大怒，凿开强平的头顶把他杀了。卫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因为强平是太后的弟弟，叩头坚决劝谏，苻生不听，把苻黄眉贬为左冯翊，苻飞贬为右扶风，邓羌代理咸阳太守，不过因为爱惜他们的勇猛，所以都没有杀。五月，太后强氏因为忧愤去世，谥号为明德。

姚襄从许昌出发攻打在洛阳的周成。

【内核解读】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这段记载浓缩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乱世争雄”的典型样貌——政权林立、征伐不断，而不同势力的统治策略、人物选择，也直接决定了其兴衰走向。从现代视角拆解，可从统治逻辑、外交博弈、民族格局、内部矛盾四个维度，看到这段历史对“政权存续”“权力运行”的深层启示。

统治逻辑：“残暴压制”与“柔性治理”的鲜明对比

这段历史里，前秦苻生的“暴君统治”与前燕慕容恪的“务实治理”，堪称乱世中两种统治模式的“反面教材”与“正面案例”：

--苻生的“自杀式统治”：用暴力摧毁统治根基

苻生的残暴绝非“个性使然”，而是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执政逻辑——他杀的不是“敌人”，而是政权的“支柱”：刚正的司空王堕（能制衡阿谀之臣）、关心农事的程肱（关乎民生稳定）、进谏灾异的强平（维护统治合法性），甚至因“劝酒不够”射死酒监、因“谣言”剖腹追责。这种统治的本质是“用恐惧代替认同”：既破坏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杀贤臣），又丧失了民众的基本信任（害农事、轻人命），连太后都因忧愤去世，最后贬斥忠臣却因“惜其勇猛”不杀，更暴露了他“喜怒无常”的非理性——现代管理学视角看，这种“无规则暴力”只会不断积累矛盾，即便暂时震慑，也必然引发内部颠覆（后来苻坚政变夺权，正是苻生统治失序的直接结果）。

--慕容恪的“柔性征服”：军事之外的“人心争夺战”

慕容恪打段龛时，没有陷入“赶尽杀绝”的消耗战：淄水大胜后，主动寻找贤能的闾蔚（虽死仍显重视）；招抚段龛辖地时，对投降的徐州刺史王腾“官复原职、驻守原城”。这种策略的聪明之处在于：军事胜利后，用“保留降将权力”减少抵抗成本，用“重视人才”传递统治善意——乱世中，民众与官员更在意“能否活下去、能否保住地位”，慕容恪的做法恰好击中了这一核心需求。对比苻生的“杀降杀贤”，慕容恪的“柔性治理”更能快速巩固占领区，也为前燕后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外交博弈：“软硬兼施”背后的“实力说话”

前秦阎负、梁殊劝降前凉张瓘的对话，堪称古代外交的“经典案例”，放在今天看，依然符合“外交服务于实力”的底层逻辑：

--第一步：破“道德借口”，用“现实替代”

张瓘一开始以“晋室臣子”拒谈，阎负直接戳破“晋室衰落”的现实（“晋室陵迟，天命久移”），还拿前凉先王“事二赵”的历史说事——本质是打破对方的“道义壁垒”，告诉张瓘“效忠晋朝只是虚名，生存才是实利”。

--第二步：亮“实力底牌”，用“威慑施压”

当张瓘质疑“秦国为何不先取江南”时，阎负直接搬出前秦的军事战绩（“杜洪、张琚兵强财富，先帝一月灭之”），暗示“不打河右是给机会，不是没能力”；再点出张瓘是“实际掌权者”（“凉王年幼，您负伊霍之任”），把压力精准传导到决策者身上——这是典型的“威慑外交”：先讲“道义”（天命、信义），再亮“肌肉”（军事力量），最后抓“软肋”（权力结构），让张瓘明白“对抗必败，臣服保禄”。

--现代启示：外交从不是“空谈道义”

张瓘的犹豫（从“拒谈”到“推给大王”再到“称臣”），本质是对前秦实力的认可——前凉虽有“三州之地、十万甲士”，但对比前秦“灭杜洪、败燕军”的战绩，根本没有对抗的底气。这说明：古代外交的“道义说辞”，永远要靠“实力”支撑；即便到今天，外交谈判的话语权，依然来自背后的综合国力。

民族格局：“碎片化争雄”中的“融合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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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里，前燕（鲜卑慕容）、前秦（氐族）、代国（鲜卑拓跋）、匈奴（刘阏头）、前凉（汉族河西政权）、东晋（汉族南迁政权）、羌族（姚襄）并立，是五胡十六国“民族大动荡”的缩影，但动荡背后也藏着“融合”的趋势：

--统治层的“汉化借鉴”

无论是前燕慕容恪用“招抚降将”的汉族治理手段，还是前秦设置“司空”“仆射”等汉族官制，甚至前凉张瓘以“晋臣”为说辞，都说明：少数民族政权要想立足，必须借鉴汉族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符号——这不是“主动融合”，而是乱世中“不融合就活不下去”的必然选择。

--民族关系的“实力平衡”

代国拓跋什翼犍“带兵巡黄河”就逼降匈奴刘阏头，前秦能威慑前凉、击败燕军，本质是“谁强谁主导”的民族关系逻辑——但这种“实力平衡”不是永久的，每一次征伐、每一次投降，都在推动不同民族的人口流动与文化碰撞（比如前燕占领广固后，鲜卑人与汉人杂居；前秦统治下，氐族与汉族官员共事），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埋下了伏笔。

东晋的“偏安困境”：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东晋桓温“请求迁都洛阳、修复皇陵”被拒，却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讨姚襄，暴露了南迁汉族政权的深层矛盾：

--“恢复中原”的理想vs“自保江南”的现实

桓温的“迁都提议”，本质是想以“还都旧都”凝聚人心、推动北伐，但东晋朝廷拒绝——核心原因是“现实风险”：洛阳地处前线，没有足够军事力量守住；南迁士族的根基已在江南，不愿回到战乱频发的中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让东晋长期陷入“偏安心态”：既想保留“晋室正统”的名分，又不愿付出北伐的代价，只能靠桓温这样的军事将领“象征性讨敌”，最终导致东晋始终无法恢复中原，反而让桓温逐渐掌握军权，埋下“权臣专权”的隐患。

现代视角看：内部共识的缺失，是政权最大的弱点。东晋的问题不是“没能力北伐”，而是“内部没共识”——士族只想保住江南利益，皇室害怕桓温夺权，民众对“迁都”缺乏信心。这种“内部离心”，比外部敌人更可怕：前秦、前燕能在北方扩张，靠的是“君主集权+目标统一”，而东晋的“内耗”，直接导致它在乱世中只能“被动防御”，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统一力量”。

总结：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的这些事件，本质是“五胡十六国乱世”的一个缩影：

--对政权而言，“残暴压制”必亡，“务实治理”方存（苻生与慕容恪的对比）；

--对外交而言，“道义是外衣，实力是内核”（前秦劝降前凉的逻辑）；

--对民族而言，“动荡是表象，融合是趋势”（各民族政权的汉化与碰撞）；

--对内部而言，“共识比实力更重要”（东晋的偏安困境）。

这段历史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生存的智慧”——而这些在乱世中被验证的“生存法则”，也为后来中国的统一与民族融合，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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