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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3章 弘吉剌部量尺释疑（第2页）

李衡深知“听百次不如做一次”，在化解核心误解后，进一步组织“参与式实证演示”——让部民“亲手用量天尺”，“自己算草场能养多少马”，“对比传统木尺与量天尺的差异”，通过“亲身体验”巩固认知，彻底消除“残留疑虑”，也让部民从“被动接受政策”变为“主动参与实务”，贴合元代“边疆治理需‘让部落自己动手’”的实务逻辑。

李衡将量天尺分“三把”，让部民“分组体验”——一组量“马群的间距”，看“多少马能排成三丈长”；二组量“毡房的大小”，算“能住多少人”；三组量“牧草的高度”，对比“不同区域的草长势”。巴图在量马群间距时，兴奋地对身边人说：“你们看，十匹马排起来正好三丈，跟李大人说的一样，能养一匹马的草够十匹马吃一阵了！”部民们亲手操作后，对量天尺的“陌生感”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好奇与认可”。

李衡教部民“用简单方法算载畜量”——先用量天尺量“自家草场的长度”，再按“三丈养一匹马”算“能养多少马”。老牧民帖木格量完自家北坡草场（约九十丈），算道：“九十丈÷三丈=三十匹，我家现在有二十五匹马，够养，还能多养五匹！”他激动地对李衡道：“以前总怕草不够，现在算出来，心里踏实多了，这尺子真是好东西！”自主计算让部民“从认知上接受”变为“从利益上认同”。

为彻底消除“量天尺是‘异器’”的残留认知，李衡组织“木尺与量天尺的对比”——让部民用草原木尺量“一段三丈的草场”，再用量天尺量，结果“木尺因无刻度，估测差了两尺”，量天尺则“精准到一寸”。吏员兀良哈道：“咱们的木尺用着方便，但不准，量天尺虽看着复杂，却准得多，算草够不够马吃，还是得用准的。”对比让部民明白，量天尺只是“更准的工具”，与草原木尺无本质区别。

李衡进一步将量天尺与部民的“生计需求”绑定——用量天尺量“冬牧场的面积”，算“冬天能养多少马，需要储备多少干草”；量“春牧场的新草长势”，算“能提前多久让马群进入春牧”。部民塔娜道：“以前冬天总不知道要备多少干草，有时候多了浪费，有时候少了马饿，现在用量天尺一算，就清楚了，再也不用瞎猜了。”这种结合，让部民意识到“量天尺是为了他们的生计，不是为了元廷的规矩”。

演示结束后，李衡与博尔济长老一起“张贴演示成果榜”——用蒙汉双语写“部民亲手量尺的结果、自主计算的载畜量、木尺与量天尺的对比数据”，还附“部民签字的体验记录”。榜前围满了部民，巴图指着自己的签名道：“这是我量的，没错，三丈就是十匹马的长度！”公示让演示成果“公开透明”，也让未参与的部民“通过他人经验信任量天尺”。

误解的背后，是阿里不哥细作的“刻意煽动”——李衡在化解核心误解后，趁热打铁“揭穿细作的阴谋”，通过“找出细作、当众对质、展示证据”，让部民明白“误解源于谎言”，既彻底消除“残留疑虑”，又打击了诸王“以流言阻挠实务”的手段，深化“以实务破流言，以真相固民心”的权谋逻辑。

李衡通过“博尔济长老提供的线索”（近期有陌生骑士向部民散布流言），结合“团队护卫的观察”（一名骑士在演示时“刻意躲在人群后，不参与体验，还偷偷跟人说‘尺子还是有问题’”），锁定“阿里不哥的细作脱脱”。护卫张强悄悄将脱脱围住，李衡道：“这位骑士，你刚才说尺子有问题，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哪里有问题？”脱脱脸色一变，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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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衡让脱脱“当众重复流言”，脱脱被迫道：“我之前听人说，这尺子会吸草原精气……”话没说完，豁阿萨满打断：“我已经验过了，尺子没邪气，你还说这话，是不是在骗咱们？”李衡拿出“细作传递流言的记录”（团队文书偷偷记下的脱脱与部民的对话），道：“你还跟部民说‘量过的草场来年必枯’，可主帐的草场量过之后，草长得更好，你怎么解释？”脱脱无法辩驳，只能低头承认“是阿里不哥让我这么说的”。

李衡向部民揭露“脱脱的动机”：“阿里不哥怕咱们用量天尺算草场，发现他的马群超限，抢了咱们的草，所以才让脱脱来骗大家，不让咱们用量尺，这样他就能继续多养马，让咱们的马饿死！”部民们恍然大悟，巴图怒道：“原来你是帮坏人骗咱们，害咱们的马！”博尔济长老道：“把他交给虎卫，让大朝处置，不能再让他骗其他部落！”细作的败露，让部民更认清“诸王流言的恶意”，对元廷的信任更进一层。

李衡趁势道：“阿里不哥的人骗咱们，是怕咱们好；大朝给咱们量天尺，是帮咱们好，谁真谁假，大家现在都看见了。”他还让主帐吏员“讲述阿里不哥部‘超限养马，导致周边草场枯’的事”，道：“要是咱们不用量天尺，也像阿里不哥那样多养马，迟早咱们的草场也会枯，马也会饿死。”部民们纷纷道：“以后再也不信阿里不哥的话了，就信大朝的！”

为防止“新流言再起”，李衡与博尔济约定“流言防范三策”：一是“及时传递主帐消息”（每月派快马向偏远牧区通报试点成果）；二是“部民互相提醒”（发现陌生骑士散布坏话，立刻报长老）；三是“元廷协助核查”（遇不确定的消息，可请李衡团队或虎卫验证）。博尔济道：“有这三策，坏人再也骗不了咱们的部民了。”

误解化解后，李衡团队趁热打铁“重启南坡牧场的丈量”——结合弘吉剌部偏远牧区的特点，调整“丈量流程”（增加部落吏员参与度、放慢进度、多做演示），确保“丈量既精准，又让部民全程放心”，也让“化解误解的成果”快速转化为“实务推进的实效”，体现元代“边疆实务需‘灵活调整，贴合地方’”的治理逻辑。

李衡调整“丈量团队构成”，从“汉官主导”变为“汉官指导、部落吏员主导”——每支丈量小队由“一名汉官+两名部落吏员+三名部民骑士”组成，汉官负责“技术指导”（如地形测算、刻度解读），吏员负责“现场记录”（用蒙汉双语写《丈量册》），骑士负责“插木牌、驱赶马群”。吏员兀良哈道：“咱们自己人主导，部民更放心，丈量也更顺利。”调整后，部民对丈量的“抵触感”完全消失，甚至主动“帮着找草场边界”。

考虑到偏远牧区部民“首次接触量天尺”，李衡放慢“丈量进度”，从“每日量五千丈”改为“每日量三千丈”，留出“充足时间做演示、解答疑问”。每日丈量前，先“用半个时辰教部民用量天尺”；丈量中，每量一段，都“让部民自己复核”；丈量后，召开“小结会”，核对数据，听取部民意见。巴图道：“李大人不急着赶进度，还教咱们，这样量出来的结果，咱们信得过。”

丈量时，李衡坚持“先认传统边界，再用量天尺校准”——让部落长老与老牧民“指认世代放牧的边界”（如“老榆树-南河”“西坡巨石-北坡羊群”），再用量天尺“复核边界长度，确认无争议后插铜制界牌”。对“有争议的小地块”（如两户部民都想用的“东洼草场”），先“按传统习俗由长老调解”，再用量天尺“算清面积，公平分配”。长老道：“李大人既尊重咱们的老规矩，又用量尺算得准，没人有意见。”

每块草场丈量完毕，李衡都“现场核算载畜量”，用“草原语言”向部民解释：“这块草场三百丈，能养一百匹马，你家现在有八十匹，还能多养二十匹，冬天草够吃；要是养一百二十匹，冬天就会饿马。”对“超限的部民”，不急于收编，而是“先说明后果，再约定交马时间”，如老牧民帖木格家超限十匹，约定“下个月交五匹，年底交五匹”，还承诺“交马后给青稞补贴”。部民道：“李大人不光算得准，还替咱们着想，咱们愿意配合。”

每日丈量结束后，李衡团队与部落吏员“共同核对数据”，整理成《南坡牧场丈量记录》，用蒙汉双语书写，注明“草场位置、长度、载畜量、参与人”，由李衡、博尔济长老、部落吏员、部民代表“共同签字”，一式三份（部落存一份、团队带一份、送主帐备案一份）。王全道：“每份记录都有大家的签字，往后谁也不能改，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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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衡化解弘吉剌部对量天尺的误解，看似是“器物认知的沟通”，实则是元廷“草原集权谋略”的关键一步——通过“尊重习俗化解误解”，让部民“认元廷器物，更认元廷政策”；通过“揭穿诸王流言”，削弱其“煽动基础”；通过“部落参与丈量”，将“中央标准”转化为“部落自觉”，为后续草原治理的深化“筑牢民心与权威根基”。

从“认器物”到“认政策”：误解化解后，部民对量天尺的接受，延伸为对“量牧限地”政策的认同——他们不再将量天尺视为“汉地异器”，而是“帮自己算草养马的实用工具”；不再将元廷视为“外来权威”，而是“帮自己解决生计问题的依靠”。塔娜道：“以前觉得大朝的东西都不好，现在知道，大朝是真的想让咱们的马吃饱，日子过好。”这种民心认同，是元代草原集权治理的“核心资产”。

揭穿阿里不哥细作的谎言后，部民对“诸王流言”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博尔济长老道：“以后再有陌生人来说大朝的坏话，咱们先问问李大人，再请萨满验一验，不会再被骗了。”细作脱脱被押赴虎卫营地后，弘吉剌部其他牧区也“加强了对陌生骑士的警惕”，阿里不哥“向弘吉剌部散布流言”的渠道基本被切断。刘七的细作回报：“阿里不哥得知流言被破，气得摔了酒壶，却再也派不出使者去弘吉剌部了。”

李衡的拆解说理，不是“用汉地权威压草原”，而是“用草原习俗解草原疑”——尊重萨满信仰，用草原类比物解释，让部民“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接受中央器物与政策”，这种“权威落地”更具“可持续性”。耶律楚材在给萧虎的信中写道：“李衡在弘吉剌部的做法，是‘以草原治草原’的典范——让中央权威穿上草原的‘外衣’，才能真正扎进部民心里。”

弘吉剌部偏远牧区的误解化解，成为“元廷向其他部落推广量天尺”的“新样本”——李衡将“化解误解的流程”（验器→类比→演示→参与）整理成《草原量尺释疑手册》，发往后续推广的部落（如窝阔台部、钦察部），手册中还收录“弘吉剌部民的证言、萨满祈福的案例”，让其他部落“有例可学，有证可依”。后续赴窝阔台部的团队，借鉴此样本，仅用两日便化解了类似误解。

误解化解后，弘吉剌部与元廷的“协作机制”更紧密——博尔济长老主动“派吏员赴主帐学习量天尺使用”，还“邀请李衡团队定期来牧区指导”；部民们则“主动向周边小部落讲述‘量天尺是好东西’”，成为元廷的“民间宣传员”。这种“部落主动协作”，比元廷单方面推进更高效，也为“草原统一治理”奠定了“基层基础”。

弘吉剌部南坡牧场的误解化解与丈量推进已毕——部民从“怕用量天尺”变为“主动用量天尺”，从“信诸王流言”变为“信元廷政策”，从“被动配合”变为“主动参与”。这场误解的化解，不仅是“器物认知的纠偏”，更是元廷“草原集权治理”的“新起点”——为后续其他偏远牧区的推广、诸王势力的进一步削弱、草原统一量牧体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李衡在《弘吉剌部实务总结》中，提炼出“化解草原器物误解的三原则”：一是“先尊习俗，再破疑虑”（如请萨满验器，而非直接否定）；二是“用草原物，解草原疑”（如用铜酒壶、木尺类比，而非讲汉地术语）；三是“让部民做，不是看”（如亲手量尺、自主计算，而非单向演示）。这些原则，成为后续元廷处理草原文化差异的“通用准则”。

南坡牧场的丈量成果显着——共丈量草场“两万五千丈，核定载畜量八千三百匹”，其中“限额内马群七千五百匹，超限马八百匹”，与部民约定“分三批交编，每批交两百余匹，同步发放青稞补贴”；还确认“传统边界二十处，解决争议地块五处”，无一部民提出异议。博尔济长老道：“这是咱们牧区第一次把草场、马群算得这么清，以后再也不用为草不够马吃发愁了。”

最深远的成果，是部民“认知层面的改变”——他们不再将汉地器物视为“威胁”，而是“可利用的工具”；不再将元廷政策视为“压迫”，而是“保障生计的手段”。年轻部民巴图甚至“自己用桑木做了一把简易量天尺”，道：“虽然没大朝的准，但平时量马群够用了，以后我也要学着算草够不够马吃。”这种“主动学习”，标志着部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融入”的转变。

基于弘吉剌部的经验，李衡制定“其他偏远牧区的推广计划”：四月底至五月初，赴弘吉剌部剩余两处牧区；五月中旬，赴“别里古台部”（此前因量天尺误解未推进）；五月下旬，赴“乃蛮部”，每到一处，均“先派通事了解当地习俗，再按‘验器→类比→演示’流程推进”。计划中还特别注明“携带弘吉剌部民的证言、萨满祈福的记录”，增强说服力。

李衡站在南坡牧场的丈量终点，看着部民们用量天尺量自家草场，骑士们驱赶着马群按载畜量分配区域，心中清晰——这场误解的化解，只是元廷“草原统一量牧”的“第一步”，未来还需“教会更多部落用量天尺、建立草原量牧档案、完善补贴与收编机制”。他对博尔济长老道：“等所有部落都能用量天尺算草养马，草原的马就再也不会饿死，部民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大朝想做的事。”长老点头：“咱们跟着大朝，跟着李大人，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李衡团队从弘吉剌部南坡牧场启程，赴下一处牧区。博尔济长老率部民送至边界，巴图捧着“自己做的简易量天尺”送给李衡：“李大人，这是我做的，虽然不好看，但能记着您教咱们的东西。”团队行进途中，远处的南坡牧场，部民们正用量天尺丈量新的草场，马群在核定的区域里悠闲啃食，阳光洒在量天尺的铜身上，泛着与草原和谐相融的光——元廷草原集权治理的“器物认同”，正从这里，一步步向更广阔的草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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