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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公益服务论宣公第三年（第3页）

这一时期的欧洲公益，虽带有浓厚的城邦本位与阶级色彩（如古希腊的公益主要面向公民，排除奴隶与外邦人），但已凸显出“集体利益优先”的核心逻辑，其通过制度设计、公共设施建设与公民义务相结合的实践模式，为后世欧洲的公益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与同时期东方文明的公益实践形成了东西方文明在“互助共济”理念上的早期呼应。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公益服务与基督教信仰深度绑定，教会成为公益实践的核心载体，其形态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却在动荡的年代里承担起维系社会基本救济的重任。

中世纪的欧洲，庄园制与神权统治交织，世俗政权的力量分散，教会凭借其遍布各地的教区网络，成为公益服务的主要执行者。修道院与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地方公益的中心：修道院开辟“救济田”，将收获的粮食分发给贫病者；教堂设立“施舍箱”，收集信徒捐赠的财物，用于救助孤儿、寡妇与流浪者。许多修道院还附设医院（如巴黎的主宫医院、伦敦的圣巴托罗缪医院），由修士担任医师，为平民提供免费医疗，尽管诊疗手段掺杂着宗教仪式，却在缺医少药的时代为生命提供了庇护。

除了物质救济，教会还通过教义传播塑造公益伦理。《圣经》中“爱人如己”“周济穷人”的训诫，成为信徒践行公益的精神动力，捐赠财物、参与救济被视为“赎罪”与“接近上帝”的途径。贵族与富商常将土地或财产捐赠给教会，一部分用于宗教活动，另一部分则专门用于慈善，这种“宗教性公益”虽服务于教会权威的巩固，却客观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救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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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兴起，世俗公益力量逐渐萌芽。12世纪以后，欧洲城市中出现了由行会（如商人行会、工匠行会）主导的公益活动：行会设立“互助基金”，为生病、失业的会员提供资助，为去世会员的家庭支付丧葬费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兄弟会”“慈善会”等民间组织，由市民自发捐款，用于修路、建桥、救助本地穷人，其服务范围更贴近市民的实际需求，展现出脱离宗教框架的公益自觉。

这一时期的欧洲公益，以教会为主导、以宗教为纽带，虽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如救济范围多局限于信徒、服务带有强烈的精神控制色彩），但在战乱频发、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有效填补了世俗政权在社会保障上的空白，其通过组织化、制度化开展救济的实践，以及“公益与信仰结合”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的慈善传统，为近代公益组织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公益服务领域，也各自孕育出与本土文明特质相契合的实践形态，虽地域相隔、文化各异，却都闪耀着“互助共济”的人性光辉。

古印度的公益服务与宗教信仰、种姓制度交织在一起。在吠陀时代，“达摩”（法）的观念中便包含“布施”的义务，富人需向婆罗门祭司、贫困者捐赠财物，这种“檀那”（慈善）行为被视为积累功德的重要方式。佛教兴起后，更将公益推向普世层面：释迦牟尼倡导“慈悲为怀”，僧团不仅传播教义，还建立“精舍”（寺院）为旅人提供食宿，开设“药藏”（药房）救治病患。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堪称古代公益的典范，他在全国修建道路、驿站、水井，设立“病院”（不仅为人治病，也兼顾动物），其敕令中“凡我统治之处，应无病苦”的理念，将公益服务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阿拉伯世界的公益传统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深度融合。《古兰经》明确倡导“施舍”（扎卡特），将其列为“五功”之一，要求信徒将部分财产捐赠给贫困者、旅行者等群体，这种宗教义务催生出制度化的公益实践。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建立了“瓦克夫”制度（宗教捐赠），富人将土地、商铺等财产捐赠出来，其收益用于修建清真寺、学校、医院、驿站等公共设施，这些设施向所有民众开放，不分信仰与种族。巴格达的“智慧宫”不仅是学术中心，也承担着翻译典籍、传播知识的公益职能；开罗的“曼苏尔医院”配备专业医师，为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其运作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文明，在与旧大陆隔绝的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公益形态。玛雅城邦虽纷争不断，却会在干旱季节组织集体祭祀，同时调配粮食救助受灾部落，神庙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储存公共物资的“救济仓”。阿兹特克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城修建了完善的水利系统，既用于灌溉，也保障城市供水，这种公共工程本身就是重要的公益实践；他们还设立“学校”，向贵族与平民子弟传授农业、手工艺知识，体现了对教育公益的重视。印加帝国则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仓库网络”，丰年储存粮食、布匹，灾年由政府统一调拨发放，同时组织民众修建道路、梯田，通过集体劳动实现资源共享，其“人人为集体，集体为人人”的公益理念，与帝国的统治模式紧密相连。

非洲地区的公益服务则更多依托部落共同体的传统。在西非的加纳、马里帝国，国王通过“宫廷施舍”向臣民分发财富，控制黄金贸易的同时，也以公益维系统治合法性；部落中的“长者会议”负责调解纠纷、救助贫弱，传统的“互助会社”（如约鲁巴人的“埃苏苏”）通过成员定期缴费，为婚丧嫁娶、疾病灾害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互助模式，在非洲大陆延续千年。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因海上贸易繁荣，形成了兼顾商人与平民的公益体系，港口城市设立“旅客客栈”，为往来商人提供食宿，富商则捐赠资金修建清真寺与市场，服务社区公共需求。

这些分布在不同大陆的文明，虽对公益的理解与实践形式各异，却共同印证了“互助是文明存续的基石”这一真理。从宗教驱动的布施，到国家主导的救济，再到部落共同体的互助，它们各自的探索如同散落在世界版图上的星火，共同构成了人类公益传统的丰富图景。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公益服务在吸收中华文明养分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与本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形态。平安时代（794-1185年），朝廷效仿唐朝设立“悲田院”“施药院”，由官方主导救济贫病，但随着武家政权崛起，公益重心逐渐向地方转移。镰仓幕府时期，寺院与武士集团成为公益主力：禅宗寺院不仅收留流民，还开设“寺子屋”（初等教育机构），向平民子弟传授读写算知识，兼具慈善与教育功能；地方大名（诸侯）则通过修建水利、减免赋税等举措，将公益与领地治理结合，如德川幕府时期的“町人”（商人）阶层兴起后，常以“町内互助”形式开展消防、扶贫活动，形成“町组”公益网络，这种依托地域共同体的互助传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公益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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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古代公益则与儒家文化深度融合。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效仿唐朝制度设立“义仓”，并在中央设“司仓署”管理救济事务；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的影响让公益更添慈悲色彩，寺院设立“救济院”收养孤儿，还通过“寺田”收入支持医疗与教育。朝鲜王朝（1392-1910年）独尊儒术，公益实践更强调“仁政”与“乡党互助”：朝廷推广“社仓”制度，由地方乡绅管理，丰年储粮、灾年赈济；朱子理学的传播催生了“乡约”组织，士人通过讲学、赈灾、修桥铺路践行“为民”理念，如退溪李滉在乡中设立“陶山书堂”，既传授学问，也为贫寒学子提供食宿，将教育公益与道德教化紧密结合。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公益服务，则在东正教影响与社会变迁中呈现出独特轨迹。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会成为公益核心力量，修道院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收留流浪者、救治病人的场所，教会通过“什一税”（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积累资源，开展济贫、助学等活动。莫斯科公国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沙皇将公益纳入国家治理，设立“皇家救济院”，救助伤残士兵与孤儿，同时鼓励贵族捐赠土地设立“慈善庄园”，其收益用于公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在中世纪后期受西欧影响，城市中出现“行会互助”组织，工匠们通过缴纳会费，为同行提供医疗、丧葬资助，这种基于职业共同体的公益模式，与当地的城市自治传统相辅相成。

这些地区的公益实践，或借鉴中华文明的制度智慧，或依托宗教信仰的精神动力，或植根于本土的共同体传统，虽形式各异，却都围绕“保障生存、维系社群”的核心需求展开，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公益文明的多元分支，也为后世的公益发展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而在东南亚地区，古代各文明在热带雨林与海洋贸易的滋养下，也孕育出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深度交融的公益服务形态，既体现着社群互助的朴素智慧，也闪耀着跨文化交流的印记。

中南半岛的吴哥王朝（今柬埔寨境内），以宏伟的水利工程彰显公益底色。吴哥窟周边修建的庞大水库（巴雷湖）与灌溉渠网，不仅支撑着农业生产，更在旱季为周边村落提供饮用水源，这种“以公共工程惠及民生”的实践，让数十万民众得以在湄公河流域繁衍生息。王朝还通过神庙承担公益职能，神庙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储存粮食、布匹的“公共仓库”，祭司们会定期向贫弱群体分发物资，将宗教权威与救济责任相结合。

马来群岛的满者伯夷王国（今印度尼西亚），作为海上贸易枢纽，公益服务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明特质。王国在港口城市设立“客馆”，为往来商船的水手与商人提供食宿救助；在岛屿间的航线沿途修建“灯塔”与“驿站”，保障航行安全与补给。同时，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催生了慈善传统，贵族将贸易所得捐赠给寺院，寺院则开设“学堂”传授航海知识与历法，助力商人与渔民的生产生活，这种“公益与贸易共生”的模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支撑。

东南亚的山地部落与沿海社群，还发展出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互助传统。如老挝的“琅勃拉邦”地区，村寨中的“头人”会组织村民共同修建粮仓，丰年集体储粮，灾年按人口分配；菲律宾的“巴朗盖”（村社）制度中，村民通过“互助劳动”（如共同开垦土地、修建房屋）实现资源共享，遇有婚丧嫁娶或疾病灾害，全社共同出资出力，这种“一人有难，全社相助”的习俗，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延续。

随着伊斯兰教与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宗教场所进一步成为公益服务的核心。如缅甸的蒲甘王朝，大量佛塔附属的“功德田”产出用于供养僧人、救助穷人；马来西亚的清真寺则设立“施舍箱”，收集善款帮助贫困穆斯林，同时开办“经堂学校”，免费教授儿童读写与宗教知识。这些实践既强化了宗教凝聚力，也让公益服务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东南亚古代的公益服务，虽未形成如中国或欧洲那般系统的制度体系，却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发展出“依托公共工程保障生存、借助宗教场所传递善意、依靠社群互助维系温情”的独特路径，为这片土地的文明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支撑。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公益服务领域相较于先前，其内涵、形式与影响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呈现出从“局部互助”向“全球联动”、从“慈善救济”向“权利保障”、从“自发行为”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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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同样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虽依旧经历着频繁的辗转变迁，承受着天灾人祸与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创伤”，却始终在磨难中砥砺前行。与往昔一脉相承的是，无论是国家危难之际的社会动员、各族群集体投身的公益事业，还是应对天灾人祸时的应急服务与政策举措，都始终顺应时代潮流，在全新的历史机遇中不断演进，逐步构建起更加多元、灵活且高效的体制机制。这些发展不仅为抵御侵略、扞卫民族独立与实现国家重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在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面向未来的征程中，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在这波澜壮阔的进程中，那些原本平凡却热心公益的民众，如同点点微光汇聚成璀璨星河。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于发展节点主动担当，以自身的光与热照亮前路，在国家记忆与民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值得永远怀念与崇敬。这其中，既有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自发组织救援、保护二十五万中国民众的义举；也有国共内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朝鲜战争中，无数无名英雄投身战地救护与后方支援的奉献；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及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公益先锋——他们在扶贫济困、灾害救援、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领域躬身实践，以各自的事迹诠释着公益精神的时代内涵，共同书写了人类公益史上的壮丽篇章。

在中国，早在晚清时期，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民国时代、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历史时期，在公益服务领域，便已随着社会激荡不断突破传统框架，呈现出与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紧密交织的鲜明特质，成为时代变革中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的时局让公益服务与“强国保种”的诉求深度结合。开明士绅与改良派率先突破传统慈善的局限，将公益目光投向教育、实业与民生改造：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以企业利润兴办学校、图书馆、养老院，开创“实业助公益”的先河；容闳组织“留美幼童”计划，虽属教育范畴，却以公益初心推动中西文化交融；面对频发的灾荒，民间义赈逐渐取代传统官赈，红十字会等新式慈善组织引入科学救灾方法，在1906年湖南水灾、1910年东北鼠疫等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标志着近代公益理念的传入。

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后，公益服务在制度探索中呈现多元格局。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内务部”主管社会救济，颁布《救灾准备金法》等法规，试图将公益纳入法治轨道；民间力量则更为活跃，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既关注政治犯救助，也为底层民众争取基本权利；教育公益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在乡村创办晓庄师范，让贫困子弟获得平等受教机会；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以识字扫盲与技能培训唤醒民众，将公益服务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更让公益服务染上思想革新的色彩。进步青年与知识分子将“民主”“科学”理念融入公益实践，创办平民夜校、女子学堂，打破传统教育的阶级与性别壁垒；在城市中，“工读互助团”兴起，青年们通过集体劳动解决生计，践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虽多因现实困境夭折，却播下了社会互助的新思想种子；针对底层民众的疾苦，一些社会组织开始关注劳工权益，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上海机器工会”，既组织罢工维权，也为工人提供医疗、教育帮助，开启了公益与劳工运动结合的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公益服务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支撑战时生存的重要支柱。国共两党暂时放下分歧，在后方开展合作救济：国民政府设立“振济委员会”，统筹难民安置与物资调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推行“互助自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恢复生产，开办“抗日小学”“流动医院”，保障军民基本生活。民间力量更是空前动员，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后改称“中国福利会”）向敌后根据地输送药品、医疗器械，联系国际援助；无数爱国华侨捐款捐物，陈嘉庚等侨领以“企业捐输”支持抗战，甚至组织华侨机工队驰援滇缅公路；普通民众自发成立“救亡团体”，捐钱捐物、救助伤员，让公益服务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公益服务则与社会变革的走向深度绑定。解放区继续推行土地改革中的互助政策，通过“救济粮发放”“贫农团互助”稳定民生，为战争胜利奠定群众基础；国统区的公益组织则在动荡中艰难维系，一些进步团体以“救济”为掩护，为地下党传递信息、救助被捕人士，将公益服务与争取民主的斗争相结合。这一时期的公益，虽因战乱呈现碎片化特征，却始终与时代使命相连，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益体系埋下了兼具民生关怀与社会改造意识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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