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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大军出天下动（第2页）

包拯为人大公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

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

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

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

还有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墨家学派的首领叫腹，定居在秦国，他儿子犯了杀人罪，被抓了起来。

国君秦惠王对腹谁：“先生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下命令赦免了你的儿子，先生可得在这件事上听从寡人啊！”

腹回答道：“墨家的法规说：‘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判刑。’这样才能禁住杀人伤人。禁止杀人是天下大事，陛下虽然开恩，不杀我儿子，我却不能不遵奉墨家的法规。”

由于腹不愿意接受秦惠王的恩赦他的儿子被处死了。后来有人称赞说：“每个人都疼爱自己的儿子，而腹能不顾私情按法律办事将儿子杀掉，真可以说是大公私了。”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杜睿不是不爱惜自己的子女，更不是当真大公私的圣人，他让杜学征兄弟从军出征，身涉险地，难道他的心里就当真愿意。

杜睿只是不想自己嘴上要求别人“大公私，因公忘私”，自己却做另一套，到时候他还怎么去要求别人，要是人人都以权谋私，这个天下岂不是要『乱』了。

杜学征等人萌荫入仕，他们既然享受到了权利带给他们的好处，自然要付出义务，这是公理。

安康公主哭的似乎比任何人都伤心，让人觉得肝肠寸断，杜睿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担心，也在为杜学征兄弟担心，汝南公主倒挺坚强，时不时安慰几句自己的妹妹。

对众多妻妾，杜睿的歉意很重，因为忙的事太多，他在出征前都没好好陪过她们。

此刻，杜睿只能一个劲儿地抱歉，说征战回来了，一定会抽出时间，好好陪陪她们，并要求她们在出征当日不要来为她送行，以免得伤心。但一众娇妻美妾还是来了，还垂泪痛哭，让杜睿心里的歉意更重了。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杜睿知道他法割断对这些女人的柔情，他只能强忍着不去看她们。

锣鼓的喧哗中，李贤下了城楼，步行着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杜睿连忙率领众将领整齐地列队迎接皇帝的到来。

仪式正式开始，李贤率领群臣及将要出征的将领走上祭台。

祭天、祭地、告宗庙，再祭旗，以太牢祭祀，牲血涂军旗、战鼓，再是日祭，包括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直前了。

杜睿参加过多次这样的出征仪式了，不过今日却发觉这一次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显得格外的隆重，杜睿也能理解李贤的心思，大举西征，剿灭大食，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洪武朝开年以来，大唐还不曾显示过赫赫武功，这一次西征，如能得胜，李贤有为之君的形象，便可以树立起来了。

和当初的李承乾一样，李贤同样感觉自己生活在父祖的光芒笼罩之下，特别是那位战功赫赫的皇祖父太宗皇帝，简直就是一位可以让他仰视的存在。

当初大唐王朝草创之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如果说太宗皇帝在大唐王朝建立之前的战功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建立大唐王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人能与其匹敌。

高祖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当时的隐太子李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高祖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当时还是秦王的太宗皇帝不可卸的责任。

二十来岁的太宗皇帝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前后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统一战争任务。

太宗皇帝的统一战争包括三部分，一是平定薛举父子，二是击溃刘武周，三是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

公元617年，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高祖争夺关中。高祖命太宗皇帝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

第二年的六月，高祖又封太宗皇帝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太宗皇帝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

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领兵进犯。太宗皇帝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

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太宗皇帝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大唐龙行之地太原。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

高祖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太宗皇帝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

高祖便命太宗皇帝领兵出征，十一月，太宗皇帝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

太宗皇帝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也放弃太原北逃。至此，关中的东北部也宣告稳定。

618年，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守将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称帝，改元皇泰。619年四月，王世充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郑，割据关东地区。第二年七月，太宗皇帝进军洛阳，开始平定王世充。

从这年的八月完成对洛阳的包围，到下一年的二月，虽然经常昼夜攻城，但终因洛阳城坚固而法取胜。将士思归心情迫切，太宗皇帝却坚定意志，鼓励将士说：“这次我们领重兵而来，应当一劳永逸，东边各州已经望风而降，只剩下了洛阳一座孤城，从现在形势来看很难再坚守多长时间了，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你们为什么又要放弃功而返呢？”

在太宗皇帝的坚持下，众将表示随他决战到底。

此次决战，太宗皇帝总是身先士卒，有一次，他带五百骑兵巡视前方地形，结果被敌人骑兵包围。敌将单雄信挺槊直取太宗皇帝，尉迟敬德跃马而出，将单雄信刺落马下，掩护太宗皇帝突出了重围。

此后，便是有名的虎牢之战。在王世充被围将败的紧要关头，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号称三十万，为救王世充而大举南下。当时窦建德自称夏王，占据河北和山东。他开始也不愿意相救，坐观龙虎相斗。后来看到王世充处于下风即将被歼，便听从了部下刘彬的建议，出兵相救，以免在王世充灭亡之后，自己也一样力单势孤，难逃厄运。

窦建德开始时写信给太宗皇帝，要他退到潼关，讲和修好。太宗皇帝断然拒绝，开始部署如何对付窦建德。

太宗皇帝的部下分为两派意见，以薛收为主的一派认为，王世充现在只缺粮草，万一得到接济，战争的胜败就很难预料了。应该在围困洛阳的同时，由太宗皇帝亲自领精锐骑兵抢占虎牢关。在击败窦建德之后，王世充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屈突通等将领却反对，他们认为去虎牢关会腹背受敌，应该先退守新安，再寻机而战。

太宗皇帝最后决定道：“王世充粮草已将用尽，内外离心，我们就应当坐收余利，不必劳师动众去攻击。而窦建德则将士骄横兵卒懒惰，我们必须进占虎牢，扼守险要之地。窦建德如果要和我交锋决战，一定能一战取胜，如果他们畏缩不战，那么王世充十日之内必然溃败。假若现在不速战速决，让窦建德占据虎牢，那刚归降的各城就又法守卫，我军就很难再有现在的良机取胜了。”

太宗皇帝最终还是采纳了薛收的意见，他命令屈突通和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五百火速奔袭虎牢，历史上有名的虎牢之战正式开始了。

太宗皇帝领兵到达了虎牢关，亲自东进二十里侦察敌情，窦建德法进军，只好就地筑垒固守。此后，窦建德军队几次作战失利，将士思归心理日益加重，军心开始涣散，而运粮道又遭到了突袭，大将张青也被俘。这时，部下建议，渡河攻打怀州，再向西穿越太行山，趁虚攻占上党，然后再南下，占据河东的广大地区，不但能占疆土补充兵力，还能威胁关中，从而迫使唐军退兵自救，洛阳之围不攻自破。但窦建德一心想找唐军决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说这是书生之见。

五月，太宗皇帝渡河，在黄河北岸牧马，并留下战马千匹，给窦建德一种粮草已尽的假象，他本人则在晚上返回虎牢。

窦建德果然中计，觉得有机可乘，他全军出动，排兵二十里击鼓而进，想用气势吓倒唐军。

太宗皇帝登高观望，然后对部将说：“窦建德过险关鼓噪而进，这是毫纪律，临城而列阵，是在轻视我军。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必然渐渐衰退，列阵久了将士就会饥饿疲劳，不攻自退，等那时我们再乘势追击，将战不胜。”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中午，窦建德的军队因为没有开战，士卒又饥又渴，开始争着喝水，很多人坐在地上，没有了开始时的阵形，一副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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