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的稳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同云南省一样,也是比较普遍
地存在着&ldo;左&rdo;的急躁冒进情绪。如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谓两不通,即:&ldo;团
结上层不通,不土改不通。&rdo;因而,对有些可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已
经安排职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制度急于进行改革,
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够尊重,有的地方发生过征收少数民族的祭祖
田、清真寺,毁坏寺庙,挖掘祖坟,激起群众不满的事。个别地方甚至发生
乱斗,乱捆的严重事件。而往往到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干部这种急躁冒进
情绪就容易抬头。
为此,西南局一方面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各级民委机构,向各民族地区
加配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指出西南地区由于民
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矛盾之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
阶级关系,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ldo;谨慎稳进&rdo;的方针。要求各级干部充分
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认真执行团结民族
上层的政策,推行民族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各项政策。
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凡是
涉及到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不论事情大小,西南局都向中央报告,请求
中央指示。我记得有这样几件事:
贵州与广西毗邻的一个县准备将几个苗族聚居乡划给广西苗族聚居县的
事,经两省反复商量,西南局进行了讨论,最后又请示中央,中央为此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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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出批示:&ldo;凡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整行政区划,均须征得有关民族首
先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同意,始得进行。&rdo;
1953年,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是组织西藏、昌都两个团,还是合
并为一个团,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何排列的问题,都是由西
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西南局1953年5月4日关于这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中写道:&ldo;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今后凡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只要是有原
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必须报告请示中央,否则即或看来是很小的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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