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ldo;反机会主义&rdo;、
&ldo;盲动&rdo;、&ldo;乱发命令&rdo;、&ldo;任意惩罚&rdo;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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