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
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
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
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
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
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
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
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
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
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
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
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等类的
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
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
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
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
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
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
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
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
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
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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