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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
幻想4,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
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
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
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
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
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
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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