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0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ldo;抗日的到延
安去!&rdo;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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