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
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
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
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ldo;礼贤下士&rdo;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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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
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
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
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
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
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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