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siriles
wedderburnlap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7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
已有相当的谅解。
8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
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9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
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10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
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11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12&ldo;四?一二&rdo;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
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13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
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
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
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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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
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
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
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
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
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
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ldo;过激&rdo;行动也包括
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
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
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
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
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
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
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
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
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
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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