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何界定概念更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运动。方法论基础薄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都是普遍的现象,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处理的现象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但是社会科学家的科学素养往往比自然科学家低。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心应该是解释而不是解读。解释和解读各有长短,但解读方法的弱点是,解读基本上不比较,它得出的知识就缺乏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sstt)、杜赞奇,甚至福柯、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论为核心的解读。他们往往创新出很好的大词(phrase),比如&ldo;道义经济&rdo;(oralenoy)、&ldo;日常反抗&rdo;(everydayresistance),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他们的理论就无法证伪。譬如,同样是&ldo;磨洋工&rdo;这样的日常反抗,为什么不同村庄、宗教的人&ldo;磨洋工&rdo;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ldo;磨洋工&rdo;会成功,有的人会被老板开除?再比如杜赞奇,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都在阐述超级文本,中国的就能成功?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ldo;超级文本&rdo;那么多种多样?同样是&ldo;超级文本&rdo;,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ldo;超级文本&rdo;是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后实际上采用的都是梁启超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ationalis)?
其次,由于没有比较,解读往往会被发展成&ldo;滥读&rdo;。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妇女小脚上的绣花鞋。她的主要观点是,妇女缠小脚和穿绣花鞋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她认为,女人穿上绣花鞋的病态会唤起男人的怜爱,绣花鞋上的花纹会男人十分欣赏,于是绣花鞋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载体来控制男人。的确,是有女人会这样算计,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会交际能力来控制男人,为什么非要用绣花鞋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缠小脚和绣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压迫。
最后,由于以理论为导向,这种解读往往很难做出纵向的学术积累。比如萨义德的&ldo;他者化&rdo;(theother),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词,发展到最后,结果变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不仅发达国家看待发展中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且发展中国家看待发达国家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就又成了一个他者化。这就好像女孩子的时装一样,今天是红裙子流行,明天是蓝裙子流行,大家都在跟风。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两者交叉结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
这四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方法为例,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多数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基础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务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许多学者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出他忽视了其他的社会条件。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除极少的情况外,大量这样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形式模型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质,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的经典案例。它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做出了形式性的假设。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也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国家是社会机构的核心,社会行动者则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第三种方法是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对结构的理解是经验性的。目前盛行的各种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都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韦伯的理论是典型的代表。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采取何种方法。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发展
那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似乎只要测量诸如荷尔蒙水平这样的指标就行了,但人的情感无法做这样的事后测量。因此,应该在结构中研究情感,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的时候,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再比如,还有一个命题是,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起的作用更为关键。阚伯尔(keper)就写过一本叫做《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的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降低,说话的声音会变细,而在面对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时候,雄性激素的分泌率就会提高,说话的声音会相应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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