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定理了。故事里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两种。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
龙图海瑞彭宫保,后者如罗隐秀才解学士徐文长,至于聪明的白衣‐‐例如
后世社会上很有势力的流氓,则不大有份。这或者因为在科举制度下的社会
里起码非秀才不能有势力,或者也因为那时流氓便由秀才们兼做去的缘故
罢。总之这一点里与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来当作官,教徒与武士当
作文武秀才看。七贤是本地人,他们在故事里的地位所以并不是官,可以像
彭宫保那样地有许多作为,但只是一位乡绅,那么也就归入文人队中,跟了
徐文长去活动活动罢了。徐文长一派自罗隐秀才以来便不大阔气,只有解学
士算是有一官半职,如今前后七贤都是不很小的官儿,真可以说是同路人中
最有光荣的了。记得容元胎君序中说及因此可以考见中国人民尊重官和科名
的心理的一斑,我觉得这也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心理是全国的,或者说是全
文化的亦无不可,因为在朝鲜安南恐怕也逃不了这影响。其次,这些故事多
是流动的,流传在各处,集合在一个箭垛上,便成了传说,散出来又是种种
的童话或笑话。因为如此,七贤的地方传说颇缺少地方色彩,大抵与罗解徐
诸前辈的言行同一轨范,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艺上,但以国民传说的研究
资料论,则自有其真价值也。
中国民俗学的运动渐渐发达,特别在广东浙江两省,因了钟敬文娄子匡
林培庐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机关与刊物,这是很可乐观的事。研究的
初步重在搜集资料,中国地大物博,这种工作也就颇烦重,不是现今少数同
志所能办好,在这样困难之下却总能有那些成绩,风俗和歌谣故事方面有了
不少记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成绩了。但是资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
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记录的方法。我们现
在只就故事来讲,搜集故事的缺点是容易把它文艺化了,它本来是民间文学,
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学兴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学的纪录而用了文艺的描写,
不知不党中失了原来的色相,这当做个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学资料
的价值反未免因而减少了。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
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如不可能则用
翻译法以国语述之,再其次则节录梗概,也只可节而不可改,未后二法已是
搜集故事者的特许自由,为搜集歌谣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学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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