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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深化与拓宽 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第2页）

三、创造性叛逆：一种文化误会

当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现象并非偶然，这其中有它内在的原因。这就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着的文化误会，有人将之称为“创造性叛逆”。

譬如，有人曾问钱钟书先生如何翻译《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吃一堑、长一智”，钱先生脱口而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撰文者对此赞不绝口，认为是“形、音、义三美具备，令人叫绝。”另据外研社1997年版的《汉英词典》，其中对“吃一堑、长一智”的释义，也是借用当年的钱译。

然而，笔者捧了钱先生的这条成语英译，去请教了三位从事写作教学的美国同事，结果他们三位居然均不知何意。令人捧腹的是，其中一位将这句英译猜测为“如果你出了洋相，要学会幽默地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显然，他是把“fallintothepit（掉进坑）”理解为“出洋相”了。而另一位美国人对这句英译的猜测，则更加令人发噱：“可能是某种类似于高尔夫球的游戏记分方法。”他把“掉进坑”，当作是在打高尔夫球了！一则在懂英文的中国人眼中的“绝妙佳译”，竟然被这两位美国人解释得如在云里雾中，确实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这个例子却说明了翻译中的所谓“创造性叛逆”，其实只是一种“文化误会”：钱译之所以受到懂英文的中国人的赞叹，是因为它还没有跨出中文的文化语境，尽管它已经实现了两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译者、译作、译作的接受者、阐释者，还是属于同一文化语境。因此，只有当这条成语跨出了出发语的文化语境之后，遭遇到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者之时，譬如以上提到的那几位美国人，上述翻译中由译者所作的变通，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叛逆”而产生的文化误会才会出现。

这种误会使得纯粹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也不可能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与文化相结合。譬如奈达的理论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作为人类语际交往行为的翻译，自然不可能离开文化的土壤，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不与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使得人们可从多元角度来审视翻译，探寻历史的轨迹，从而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可感的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克服语言文字间的障碍，实现人类的交际和沟通。所以，对于翻译的研究，当然可以从多层次、多维度出发，但是，对于翻译的根本任务，任何一种“转向”也不该舍本而逐末。

就文化传承和翻译交流而言，文本的意义即使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只要白纸黑字的文本确定，只要能够用相应的译入语再现原作文本，就有可能借以传达包括不确定意义在内的全部信息。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只有已知、未知，没有不可知。所以，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意义也有可解、费解、多解和不可解。由于语言文字使用不当而不可解，并不等于不可知。而可解的文本，只要文本确定，意义就确定。所以，因人而异的差异，对于文化传承和翻译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解构主义者从“difference”的概念推导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殊不知，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但也从来不曾有人因此而怀疑过“师弟相传”的可靠，或者，因此而废止了“师传弟承”。

然而，世界上，至少在中国的汉语汉字文献中，还没有一人能举出一例足以证实“difference”的所谓“延异”之说。如果“延异”一说果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和文明的发展。

忠实的翻译，通过忠实的文本再现，在传递原作认知信息的同时，亦传递原作的审美信息。如果原作多解，忠实的译作同样多解；原作可以兴、可以怨，译作亦当如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翻译是社会行为，因此，只有忠实和力求忠实的翻译才会具有社会价值。翻译的本质功能是，而且只能是通过载体或媒介的转换传递信息，其他的功能都由此派生，不能成为标准多元化的理由。翻译的最高标准是绝对忠实，最低标准是力求忠实——力求忠实，是翻译工作者的道德底线。

对于翻译的标准——“忠实”，我们应持现实主义态度，但是，必须拒绝庸俗现实主义态度。我国译界有许许多多严肃而成功的翻译家们，他们用成功的翻译实践雄辩地证明：百分之百的忠实并不是梦，尽管并非轻易可得。这是因为，艺术从来就不是懒汉们的游戏。译者应该是具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追求理想的忠实，接受现实的忠实，然而，他们又永不满足于现实。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正是在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探索之中，才得以不断发展、趋于完善。

四、西论东渐：借鉴抑或照搬？

但是，当今中国的翻译学术界有个现象却颇耐人寻味：文章不管大小，十之八九要跟西方翻译理论沾上边。哪怕是普普通通一篇探讨英汉互译的小文章，也能跟“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形式对应”、“选择维量”、“二值逻辑关系”扯上皮，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学说一时间成了我们的时尚潮流，论坛到处言必称Titler，Nida，Catford，Steiner，Levefere，Toury，EvenZohar，Bassnett，Hatim，Venuti，Newmark！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十分困惑：我国古代的王勃，这位初唐“四杰”之一的大学者，年仅十四岁就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不知当时是何种语言教学理论孕育了他的文学才华？当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在汉—外、外—汉翻译领域里领衔主译的差不多全是华人译员，这又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听说过有哪位外国人（海外华人不在其内），出版过一本中外互译的文学名著吗？反过来在中国，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何止一二！［5］（5］许渊冲.中国是不是“翻译强国”？［J］.上海翻译，2005（2）：63）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借助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逻辑学，以及功能理论、信息理论、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等等，创建了五花八门的翻译学说。然而，用这些理论武装起来的西方译者们的翻译水平，究竟比50年前提高了多少？这些翻译学说，如果剔除其研究视角的不同、阐述方式的不同、使用术语的不同，其基本思想同中国的传统译学又有多少差别？用它们来指导汉—外、外—汉文学翻译的实践，究竟又会比中国的传统译学强多少呢？“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翻译理论越来越高深，翻译原则越来越科学，翻译技巧也越来越系统，可翻译质量的提高与理论、原则和技巧的发展似乎不太成比例。”［6］（［6］曹明伦.译者应始终牢记翻译的目的［J］.中国翻译，2003（4）：92）

显然，学习和引进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必须考虑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西方理论确实博大精深，但其许多基本观点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译论、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找到。在关注西论的同时，不可忽略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同样宝贵的东西。

中西翻译理论乃至中西哲学、文学、语言学体系，其发展迥然有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种差异？是中西文明之差距？抑或是中西学者认识水平之差距？用“沃尔夫萨丕尔假说”

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来观照，中西方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差异，显然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内涵，而在于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重整体关照、功能效用，而不是逻辑分析、结构属性，这与汉字结构象形会意、独立自足，以及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倚重意会组合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逻辑性、条理性、科学性，以及演绎方式的缜密性，也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拼音字母为书写符号、组词构句靠形合手段，譬如添加词缀、变化词形、使用表示各种关系的连接词和时体形式标记等等密不可分。

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反映在文体上，前者多抒情短诗、短文；后者多叙事长诗、小说，以及哲思长文。同是小说，“中国小说力图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西方小说总是尽量将一个简单故事讲得复杂”［7］（［7］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37）。反映在理论领域里，则前者推崇简约，后者擅长推论；前者注重提纲挈领，后者注重条分缕析。

譬如中国的传统译论，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无一不是三言两语就直抵本质。然而，一针见血却都停留在感悟的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概念性和科学性。西方的译论则相反，譬如斯坦纳（GeorgeSteiner）的《通天塔》，仅仅为了证明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竟就从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甚至病理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论证得点滴不漏。

再譬如西方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切分语流，居然要切分到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然后才是语素和音位分类、组合研究，最后归结到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而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则“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8］（［8］王徳春.多角度研究语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西方民族重科学、重实证、崇尚逻各斯主义的性格特征，配上特别适合用来逻辑推理、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语言，使得区区一个语言学命题，在西方人的笔下剖析了再剖析，演绎了再演绎，最终能写成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同样的命题到了传统中国人的笔下，只需三言两语，就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为国人历来“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9］（［9］陈凌.通往巴别塔之路——论中西译学传统中的相似性［J］.北京大学学报，2006（6））。汉字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意合自如的诗性特征，铸就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10］（［10］鲁迅.自文字至文章［A］.鲁迅全集（9）［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4），我们在人文学科理论的建树方面吃尽哑巴亏，实在是跟汉字汉语的天生特点分不开。

中国的语言学发端于对汉字的研究，它建立在象形表义的汉字和重意合不重形合的汉语基础之上，并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因为汉字以“字”为“本位”，绝对不属于表音体系，所以，它与西方表音体系的语言文字之间既没有渊源关系，也缺乏普遍兼容性。显而易见，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正是为汉字汉语量身定做的语言学！联想到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汉字书法，它们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写意”、“写神”的艺术风格，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觉得具体实在，传承了几千年还依然乐此不疲！

相比之下，西方语言学走的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其研究对象、范围深度、条理性、逻辑性以及思辨方式、演绎推理较之前者确实更深入，也更具普遍意义和科学阐释能力。但问题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二语习得等等理论和学说，有没有把汉语因素考虑在内呢？

至于纽马克先生提出的区分语义型翻译（setion）和通达型翻译（cotion），其核心概念则将译者的忠实分为了三等：第一对作者忠实，第二对译入语忠实，第三才是对读者忠实［11］（［11］Newmark，P.Approachesto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Press，1981：64）。可纽马克先生肯定不知道，若将汉诗译成英诗，汉诗的音韵、对仗、平仄不复再现，作为象形汉字所特有的图像性、会意性、联想性，譬如“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12］（［1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全集（4）［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7）也早已丧失殆尽，那么，又如何兑现对译入语的“忠实”？汉语作者须臾不敢违背的“音义互动律”，譬如不说“汗”，而得说“汗水”；不说“冷若冰”，而得说“冷若冰霜”，倘若照译成英语肯定是扦格难通。若是不译，对原作者的“忠实”又从何谈起？

此外，汉语有方位词、语气助词，英语没有；汉语介词贫乏，只有30来个，而英语介词丰富，多达280多个；汉语中根本不存在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等，在英语中却是十分活跃的词类。要翻译这些缺省或无法对应的语言成分，译者只能靠变通，而变通的概念与“忠实”的概念向来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坦率地说，纽马克先生的译论用来指导同根同源的印欧语互译倒还可称道，移用于汉语，还不及傅雷的“神似”二字更切实际！其实，奈达、纽马克等人本来就对汉语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他们本人也未必曾指望过自己的理论会被中国人奉为圭臬。

西方的语言学家们和翻译理论家们在建立他们的学说之时，并没有考虑到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他们认为文字表音、形合构句纯属天经地义，却殊不知，汉字偏偏不表音值，汉语则偏偏是不重形合重意合！

另一位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

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任意性的理论，如今在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但是，如果索绪尔先生知道中国古代先民之“初造书契（文字）”“盖依类象形”（许慎，《说文解字·叙》），他就不至于敢下此断言了。“汉字和汉语的词（表事物、表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特别是象形字。……六书的象似性就是汉字象物、象事、象概念、象诸多文化观念的复合。”［13］（［13］李开.汉语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1）在使用字母拼音文字的印欧语操持者看来，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竟然有联系，两者的结合居然还可以找出理据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极。然而，这个纯粹建立在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结论，竟也被不少中国学者奉为真理，附和之声此起彼伏，以至于一时间汉语还算不算一门科学的语言似乎都成了问题。

西方文明真的先于并且优于中国文明吗？

否！历史足以让人明智。因此，我们不妨来作一番中西间的纵横比较：

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西尔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构形原则。他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formative）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形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14］（［14］卡西尔，E.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得出了比这深刻得多的结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美国符号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直觉“包括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和识认”，但它“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15］（［15］张晶.审美之思［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95）朗格的这番话总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活脱脱就是我国八百多年前严羽所说“透彻之悟”、“不涉理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翻版？

20世纪60年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提出了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关系的见解，在西方语言学界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中国的老子却一语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用两句话就囊括了徳里达连篇累牍的理论阐述！只可惜说早了两千年，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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