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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页）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出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出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坚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坚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爱国，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巨大，那种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感却如出一辙，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爱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眼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子的刽子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这是一种国人的情绪，更是一种镌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种源自家族的倔强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身体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子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道却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管理的部门种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

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风气也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陈隆恪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造诣上，三兄弟中陈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爷，却依然在近代诗坛上开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风与父亲陈三立接近，在继承了传统诗文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新时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在飘逸洒脱的表象下多出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深沉思考。而这，正是大哥陈衡恪最为赞赏的地方。

如果说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那么陈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年幼时，陈寅恪与哥哥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异国求学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别在文学的世界和艺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陈寅恪自不用说，陈隆恪也在诗歌上颇有建树，而大哥陈衡恪的成就则是在绘画领域。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历代名作外，还有一幅名为《读画图》的作品便是陈衡恪所作。和齐白石相比，陈衡恪的名声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位在齐白石落魄不堪的时候指点迷津的“默默无闻”的画界前辈却开创了中国画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花鸟画是最主要的主题，但为数不多的人物纪实题材画作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当年在日本，陈衡恪曾经学习过西方绘画技巧，对其中的人物及场景刻画颇有心得，虽然陈衡恪回国后选取的绘画方向仍然是以“意会”为主的国画，但具象化的西画手法却被他娴熟地运用其中。

也许有很多人都十分惊叹为什么陈氏家族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诣。其实，他们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外留学时父亲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而叮嘱他们要学会学贯中西、以长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环境反倒给了孩子们无限发挥的自由空间，让孩子不被束缚、不被禁锢，从而真正发现那些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开发潜力。

长久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让人们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艺术领域的融会贯通更是无从谈起。国门打开后，众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国求学，他们再将国外的精华带回国内的时候，给中国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陈衡恪来说，西画或许不是最让他着迷的风格，但那种用笔触细致刻画人物和场景的做法却实在令人吃惊。和中国的工笔画相比，西画的细致程度自然更胜一筹，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讲究。看着如此非同寻常的笔触，热爱绘画的陈衡恪怎么能不动心呢？

画作里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间的神态更是精彩纷呈。和众多追求画面效果的画家相比，陈衡恪对画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与神似，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每一幅画都是人间百态的一张“快照”，但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所表达的内涵却足够让每个画家细细思考。描绘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歌舞升平的场景或许可以获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跃的画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奢靡腐朽却让人不由得对画作里蕴含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产生质疑。毕竟一幅成功的画作里，跃然纸上的不单是人物和场景，更是画家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习画的陈衡恪身上，同样展现着陈氏家族“坚守”的魅力。父亲跟随祖父坚守革新的理念，陈寅恪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而严格恪守画作的品位则是陈衡恪为自己定下的坚守的目标。一个洁身自好、坚守原则的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必是能反映社会现状、人生百态的好作品。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陈家子弟对心中信念的坚持与认真从祖辈便开始延续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为眼前短浅的利益放弃心中原则之人比比皆是。亲情和友情成为他们背叛的对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能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外忧内患的时代里，汉奸的胡作非为让人感到厌恶，更觉得恐惧，因为曾经还是街坊邻里、至朋至亲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侵略者帮凶的事实让战争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好在，还有一些宁死不弯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坚持内心信念的作为给予混乱里的人心一丝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坚守阵地”一词，或许御敌于千里之外的行动看上去更为贴切些，但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外界干扰的克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词的另一番解释呢。他们没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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