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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2页）

张家殷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为张冀牖收藏图书带来了可能。书商们尤其是苏州的书商几乎都与张家打过交道，每逢新书一到，书商们就捆起来送至张府。张冀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书商们十分看中这位“财神爷”的品位，每次张先生行至书店，他们都会全程陪着。

除了书籍，张冀牖对报刊也爱不释手，比如《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等，他都收集起来读了不少。因为藏书甚多，故而家里留存了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对现代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各类名著还是一般的文艺作品，张冀牖都买进收藏。当“五四”以后那些宣扬新思想的书籍，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其他新流派的著述尚被人观望浏览时，张冀牖已经把它们一本不落地收入囊中，并将它们视为精神上最富有营养的作品。

如此藏书在苏州城里声名远播，一时成了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藏书家。家里的书一多，如何放置便成了问题。张冀牖命人做了许多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专门放置在两间很大的房间里，书架被书填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而这也在无形中成了孩子们，尤其是四姐妹陶冶情趣、获得滋养的智慧海洋。

张家对孩子们读书从来不做限制，任何古书、新书一概任其翻阅。当白胡子的老儒振振有词地强调礼教时，张家的姑娘们却早已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当别人家的小公子们开始在家仆的簇拥下进私塾读起四书五经的时候，张家年幼的小姐们却已经在古文先生的熏陶下开始吟诗作对了。

张家的书房一共有四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冬夏两季各换一次，被孩子们称为“冬宫”“夏宫”，有趣得很。

父母很重视孩子们古文底子的培养，除了文字上孩子们受教颇丰，另外一个培养出她们风雅绝尘气质的源泉，便是旷世绝伦、如梦如幻的昆曲艺术。娉娉婷婷四百多年的文化，至情至性、摄人心魄的唱腔，精调细刻、美颜动人的扮相……昆曲已从最初的表演升华为音律的艺术。

张家四姐妹从小便跟着父母听戏，这一听就听了七八十年。虽然她们最初仅仅是出于好玩、有趣的目的而加入其中，但慢慢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之前熟悉到能背诵的文字竟然可以唱出来。

张冀牖本人就很喜欢昆曲，年轻时还专门对曲谱进行了一番研究；陆英也很中意，所以孩子们自小便接触到这门艺术。在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时，一家人经常去听戏的地方是苏州养由巷的全浙会馆。张家还专门请了老师在书房里教授四姐妹识谱认曲。这其中大姐元和学得最认真，后来还拜了名师习身段、学唱腔，深得名家的传授。

后来四姐妹都深深爱上了这门艺术，她们经常兴致勃勃地扮演各种角色，青蛇、柳梦梅、春香……其中两个还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伶顾传玠结为伉俪，与此同时，事业和人生也皆因昆曲而起；小妹张充和随丈夫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的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和昆曲，是宣传昆曲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这些古文、昆曲给张家四姐妹的生命烙下了风雅的印记，这些风雅成了她们崇尚向往的精神境界，成了她们一生的陪伴，无论她们长大成人，还是成家立业，甚至于后来各奔东西，这些早已播种在内心深处的风雅种子都根植于心，在岁月的浇灌下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了四姐妹令人敬佩的素养和与众不同的魅力。

这些风雅的底蕴和家族风气与张家父母亲专心致志的培养有关。除了为她们提供专门的教育方式以外，张家父母在生活上的悉心教导也同样大有裨益。

现代人教育孩子多走上程式化的道路，即规规矩矩地遵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路子。这样的好处是规范、有章可循，也让孩子们能平等地接受无差异的教育，虽然利大于弊，但关于孩子教化的有些问题却因为这些程序被忽略了，这就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从踏入幼儿园开始，父母就开始无法与孩子朝夕相处，因此与孩子的相处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如何在短暂而有限的时光里把家族里优秀的精神底色传递下去？如何让前一辈人继承下来的良好风气延续下去？这些问题其实十分考验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在二姑娘张允和的记忆里，她所学到的古典故事和诗书情节有不少便是父亲在不经意间传授的。张冀牖很喜欢篦头，而且尤其喜欢女儿们给他篦头。然而，玩心十足的小姑娘们都不喜欢干这事，每次都极不情愿地站在父亲后面篦头，有时还会用梳子戳父亲，边戳还边念念有词：“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这时，父亲应和着说：“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女儿便顺势扔了梳子，对此，父亲见状并不真的生气，把头发理好后问道：“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每到这时，张冀牖就会开始讲起故事，这些故事就有不少是他在那些书里学到的四书五经的故事，比如郑玄注释四书五经时家里尽是诗婢、书婢，还有丫头们之乎者也等等。后来的张允和文采飞扬，名声极高，有人说看她的文字“有风骨，有神韵，情致浓烈，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又透出一种阳刚气”，这一点或许是自小跟着父亲母亲混在诗书斋里才得来的。

等到张允和这辈人长大了，也试着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但是“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张允和也尝试着给五岁的重孙小安迪讲述那些动听的故事，但他却人在加拿大，尽管小安迪的年纪正好是听故事学知识的年纪，但每次祖孙相见，连玩耍的时间都不够，又哪里来的时间可以慢慢地讲故事给他听呢？

只“忙”这一个字就把问题点得透彻了。忙着生计，为柴米油盐奔走，现在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安静下来给孩子聊聊天、讲讲故事？而社会环境以及生存中的压力又给这辈已成长为中流砥柱的年轻的父母多少照顾家庭的时间和机会？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之付出的精神和压力也成倍增加，是悲是喜难以说清。

张家孩子多，大家年纪相仿，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玩耍，童年快乐而充实。母亲陆英对孩子们的学习设置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模式。张充和从叔祖母处回归大家庭后，陆英就给孩子们派起了任务，因为二姐允和比小四妹充和大了四岁，因此二姐给小四妹当起了小先生，大姐元和教大弟宗和，三妹兆和教二弟寅和。领了任务的三位“小先生”对此很是喜欢，教得十分起劲儿。看似简单的安排，实则是一个教学相长、培养感情的良机。

现在我们几乎很难实现这种教育方式，因为每家每户大都只有一个孩子，即便是有第二个孩子也存在年纪相差太远的问题。然而，孩子们之间相互教学的方式却是大有好处的。

孩子以教带学，很多时候比整天埋头伏案要有效得多。他们既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又能将这些东西转而教授出来，不仅理解深刻生动了，言谈间自信和语言能力也跟着培养了出来，一举几得，实在是好得很。

在张家姐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影响和培育影响极大。他们不仅仅给予女儿们宝贵的生命，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她们的心中种下了风雅的种子，让她们在笔墨纸砚里、在丹青画卷中得到了最高雅的浸润；又在昆山腔调里、在水袖婀娜中体会到了最古朴雅致的境界。

虽然张家姐妹在古典文化方面受教深厚，但时下新兴的入时的文化却一样被父亲搬进了她们的课堂，比如白话文、芭蕾、体育……父亲如此安排别无他意，一来本身自己就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二来是想以此来培养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丰富的学习中形成多彩的个性和爱好。

尊重天性用好天性

张家四姐妹虽然同父同母所生，但却长成了“两黑两白”的肤色，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始终规规矩矩。

四姐妹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绕开了那些花花草草的字眼，起了四个“带两条腿”的字当名字。有人说是因为知道女孩始终留不住，最后肯定会跟人“跑”了，所以才选了这几个字，这样的说法过于封建、有失偏颇。在孩子们心中并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她们看来，父亲之所以给她们各自安了“两条腿”，却是给了张家姐妹们最大限度地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的绝好机会。张冀牖用心的启蒙和教育让孩子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他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如同那个时代那些被禁锢的女子一般将自己的一切断送在封建礼教里，而是希望她们学好知识、用好知识，用自己那双健康有力的双腿迈向社会，这也许才是父亲最真实、最高远的寄托。

张冀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对于她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孩提时代的张家四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尤其是在苏州寿宁弄的那段日子里，更是让孩子们快乐不已。

苏州的小园里，四个小姑娘正在水边学着古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不时还有人拿着砚台照着王義之的临池洗砚浣洗起来。书房后面种着几株芭蕉，春雨绵绵时听雨打芭蕉，更听书声琅琅。书房前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犹如她们一样成长着，紫的那株开出的花充满魅惑，白色那株花朵晶莹剔透，一深一浅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亦动亦静，也如同她们的学识中西合璧般相互映衬。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姐妹们并不能做到心无旁骛地老实待在课桌前，虽然身在书房，却心系窗外那两株枣树和杏树。不为它即将落叶瑟瑟，也不为它被雨打风吹，只牵挂着那些树上熟透的枣子和杏子何时落地。终于等来期待己久的啪啦的落地声，任凭先生讲得如何精彩，也不管书中文字何等精妙，心早已跑出书房捡果子去了。

多么悠哉的时光啊！也许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出什么特别，但当时那份轻松快乐的心境，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的确觉得珍贵。所谓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段记忆将伴着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轻视不得。

有人也许会说，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像张家一样富裕充足，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表面上看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这句话偏颇得很。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与物质丰富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物质丰富可以让实现的方式更加便捷一些，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父母有无这样的心思，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投入。带着你的孩子去太阳初上的海边，给他读读巴金的《海上日出》；在黄昏的梯田边带他触摸沉甸甸的稻穗，告诉他“水稻之父”是谁；带他去广场看一起与旭日同升的升旗仪式，唱国歌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国歌的来历；在星光璀璨下陪他一起幻想宇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陪他进入梦乡……这些陪伴，都会成为他童年里珍惜的体验，成为他人生宝贵的回忆。

所以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用心的陪伴。除此之外，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培育同样至关重要。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冀牖性子好，从来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尊重并联系着，确实好得很。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苍白但依旧美丽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学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不仅让人潸然泪下，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张冀牖本人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对于孩子的培养也不拘泥于文学素养、昆曲艺术，对于西学也毫无顾忌地引进张家大院，并且让最疼爱的几个女儿们接触和学习这些新东西。

张冀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她们音乐、舞蹈，还教算学，至此，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的学生们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学不怎么感兴趣，但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个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忙照了张相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看起来，突然，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了，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一个快手，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在寿宁弄里，张家的孩子们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唱戏”的日子，孩子们虽然课业不少，时不时还要应付老师检查诗文，但是，从心底讲，她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快乐地去学习远比任何苦心说教要有用得多。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有时会让孩子们产生抵触和排斥的情绪，有些父母将这种心态归咎于孩子不求上进。然而，孩子们本就天性活泼、充满好奇，过分枯燥和单调的教授自然会挫伤他们的天性，随后也就抵触起来了。可见，有时孩子们厌学并不是厌倦接受新知识，而是新知识传授的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如何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寓教于乐，还真是一件值得大人们思考的事情。

张氏家族对于孩子的天性并无任何限制和强制，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体验，并且成长得更加快乐和充足。想来，这也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只是男孩女孩各有所爱，尊重并引导之，如是而已。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冀牖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顿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冀牖最开始办的是幼儿园，并希望顺序建起小学、中学和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除了他不醉心于仕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营造的诗书的海洋和知识的宝藏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但张冀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接触到新思想，进而接受新的生活，学着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那些吃人的、腐朽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如同他的女儿们一样成为身心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虽然张冀牖的愿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乐益女中这间学校，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却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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