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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2页）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戴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插一杠子，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出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巴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子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爱，但没有才气，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出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硬，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拙著寄赠予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挺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却没把他列入我的友人名单的缘由。

我不再加上许多其他熟人，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了。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狄亚克神甫、马布利神甫、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长了。我要稍稍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了。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便死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述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尔先生，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润色这部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非不知道这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另一位贵妇人（）①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之际，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借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浑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①，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儿花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新爱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两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花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打零工，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挣几个钱。我对这个零工可以随意放弃或完成，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看有无必要再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给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打算，如果我能完全放弃誊抄的活计，我就远离巴黎，因为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我开支过大，而且又剥夺了我挣钱贴补的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在我退隐之时人们所说的作家一旦搁笔必然苦闷彷徨的那种苦恼，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项工作——写我的回忆录——这可填补我的孤寂空虚，但我并不想在我生前将它付梓。我不知道雷伊怎么会心血来潮，早就逼着我写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值得回忆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写的时候坦率直露，这回忆录就能变得有趣了，所以，我决心以一种没有先例的真实性来使这本回忆录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以便使人们起码有这么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泰涅（）①的假天真，他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但又谨小慎微地把它们都描写成可爱的小瑕疵而已。而我曾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我总的说来，可算是人尖子，但依我看，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管有多么纯洁，总不免窝藏着某些可憎的恶念。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与我的原貌相去甚远，而且有时候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尽管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毛病，我若是亮出本来面目也还是只会有所得的。此外，写这本书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真实面目也暴露出来，因此，该书也只能是在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死后才能出版，这使我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忏悔，永远无须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了。于是，我便决心把我的闲暇用来好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并开始搜集可以引导或唤起我回忆的那些信件和材料，非常惋惜此前被我撕毁、烧掉、丢失的所有那些东西。

这个绝对的隐遁计划是我平生所作的最入情入理的计划中的一个，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而且，我已经在付诸执行了，可是，上苍却偏偏为我准备了另一种命运，把我投进了一种新的旋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此作姓氏的名门望族的一片美丽的家产，后遭没收，就不再属于这家人家了。随后又被亨利公爵的胞妹带到孔代家族手中，名字蒙莫朗西便被改为昂吉安了。现在这片公爵封地已没有别的城堡了，只剩下一座旧塔楼，作收藏档案和接受僚属拜谒之用。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可见一座私人宅第，是绰号“穷人”的克罗扎建造的，其富丽堂皇堪与最豪华的府第名实相符。这座美丽的建筑物的巍峨外观，它建在其上的那片平台，它那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景色，它那出自名家绘过的宽阔沙龙，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①设计的花园，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巍峨之中透着淳朴之风的整体，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占着这个宅第，每年都要来这个他祖辈为其主人的地方两次，一共待上五六个星期，虽说是作为普通住户来的，但其排场绝不减当年家族的风光。在我搬到蒙莫朗西之后，元帅第一次来时，元帅及元帅夫人便派了他们的一个仆人前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好，并请我有兴趣的话随时到他们那儿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次来这里，都想着向我作出同样的问候和邀请。这使我回想起贝赞瓦尔夫人打发我去配膳房吃饭的事来。时代变了，但我依然故我。我绝不愿意让人给打发到配膳室去用餐，也不指望与大人物们同席共饮。我倒是宁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既别捧我，也别糟践我。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答复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问候，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身体不适，又生性胆怯、拙于言辞，一想到置身宫廷要人之中，便浑身发颤，所以都没敢进府拜谢，尽管我挺清楚他们是很希望我去的，但我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对我的青睐。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至，甚至愈演愈烈。布弗莱伯爵夫人与元帅夫人关系极其密切，她来到蒙莫朗西之后，便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并说是要来看看我。我有礼貌地回答了她，但并未松口。次年，一七五九年的复活节期间，既是孔蒂王府中人，也是卢森堡夫人圈中人的罗伦齐骑士，前来看过我好几次，我们这就认识了，于是，他便敦促我到府第去，但我还是没有去。最后，一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只见卢森堡元帅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名仆从。这么一来，我就无法推脱了，只好去拜访他，并向他曾代表她向我恳切致意的元帅夫人表示敬意，否则将会被视作傲慢无礼和毫无教养的人。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兆头之下，开始了我无法再一个劲儿地推脱的交往，但我在此之前，总有一种非常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觉得避之唯恐不及。

我极其害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和蔼可亲。十多年前，当她不是布莱尔公爵夫人的时候，当她还年轻貌美、艳丽可人的时候，我在剧场和迪潘夫人家中就见过她好几次。但人家都说她很坏，而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有此恶名当然让我害怕了。但我一见到她，便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楚楚动人。她那风韵是经年不衰的，是最能引起我心灵震颤的。我原以为她的谈话必然是咄咄逼人、满含讥讽的，但恰恰相反，非常有趣。卢森堡夫人说起话来并不妙趣横生，并不字字珠玑，而且，严格来说，也不寓意深远，但甜美甘纯，虽语不惊人，却总让人听着愉快。她的恭维话尤因其质朴而更加醉人，就好像是脱口而出，未经琢磨，是她心声的自然流露，就因为她的心中洋溢着太多的感情。自第一次拜访时，我觉得就已经发现，尽管我神情木讷，笨词拙句，但她并不讨厌我。所有的宫廷贵妇，只要她们愿意，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能让您这么以为，但是，并非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像卢森堡夫人那样，使您产生这种极其温馨的想法，以至于您根本就不再会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儿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那个又精又刁、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的小疯婆子想着拉拢我，在她婆母对我倍加称赞之时，别有用心地说些虚情假意的话语，使我疑心她们在嘲弄我的话，我从第一天起，对卢森堡夫人很快就会完全信任了。

要不是元帅先生那极端的善良向我证明他俩的美意也是出自真心的话，我也许很难摆脱在这两位夫人面前的那种疑惧。以我那腼腆性格，仅凭他的几句话就立即相信他是想平等待我的，这就够令人惊讶的了，而他也只是根据我的几句话立刻判定我是愿意淡泊功名的，这也许更加叫人惊奇了。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现状，不愿有所改变，所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卢森堡夫人，都似乎一刻也不愿过问我的钱财和命运。尽管我对他俩对我的亲切关怀没有任何怀疑，但他们都从来没有提议为我谋个一官半职，也没有说是要尽力提拔我。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想让我进法兰西科学院。我以宗教信仰为由推辞了。她说这不是个障碍，即使是，她也负责排除掉。我回答说，不管成为这么著名的机构的成员于我有多么荣耀，但我既然曾经回绝过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是拒绝了波兰国王，不愿进南锡科学院，那我再要进任何一个科学院，都是不光明磊落的。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所以此事也就没有再谈。与这么显赫的大人物结交，于我在一切方面都是有利的，因为卢森堡先生毕竟是，而且无愧是国王的知己，但我与他的交往却是那么淳朴，这与我刚刚抛开的那些所谓保护者朋友的那种经常不断的、既假惺惺又令人讨厌不已的关怀真是相去甚远，他们总在想方设法贬损我而不是帮助我。

当元帅先生前来路易山看我的时候，我在我那唯一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及其随从，显得十分尴尬，并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让他在我的脏碟子破碗中间就座，而是因为我的地板已经烂了，在往下塌陷，害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完全给踩塌下去。我对自己的危险倒并不太在意，而是担心这位忠厚大人因其仁爱而遭到危险，所以便赶紧请他出屋，不顾天寒地冻，领他去了我那四面透风、没有壁炉的塔楼。他进了塔楼之后，我便告诉他为什么要把他领到这儿来。他把这事说给元帅夫人听了，因此，夫妇俩便敦促我在整修地板期间，同意在府里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住到花园中间、人称“小城堡”的一座独立宅子里去。这座小宅子漂亮极了，值得谈上一谈。

蒙莫朗西的园子（或称花园）不像舍弗莱特园子那样修建在平地上。它地势起伏，高低不平，小丘洼地夹杂其间，能工巧匠便据此而使树丛、饰物、溪流、景色变幻万千，可以说是通过匠心独运，把本身挺狭小的天地拓宽扩大了。园子高处为平台和城堡，底部形成一个隘口，面向山谷拓展开来，拐角处是一片池塘。隘口开阔处是一片柑橘园，而大池塘周围则被树丛和大树装点得非常美丽。在柑橘园和大池塘中间就是我所说的那座“小城堡”。这座建筑物及其周围的土地早先是属于大名鼎鼎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以他那装饰与建筑的绝妙美感建造并装饰了它。这座城堡此后虽经重建，但始终依照其第一位主人的蓝图。它虽小而简单，但很雅致。由于它位于谷底，置于盆地的柑橘园和大池塘中间，容易受潮，所以便从当中上下两层圆柱之间辟出一个列柱廊，使空气在整个小城堡内得以流通，因此，尽管地势低洼，仍能保持干燥。当人们从充作此宅远景的对面高处望过来时，它便完全像是被水围住了似的，人们还以为看见的是一座迷人的小岛，或者是以为看见了马约尔湖里的三个波罗美岛中人称Isolabella的最美丽的那座小岛。

在这座幽静的宅子里，除了一层的一座舞厅、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厨房外，一共有四套房间，他们便让我在这四套中随意挑选一套。我挑的是厨房上面的最小、最简单的那一套，连同厨房也归我了。这套房间干净得很，家具是白的和蓝的。就是在这幽深恬静的悠然环境之中，我置身于林木池水之间，听着各种鸟儿的欢唱，闻着柑橘花香，乐不知疲地写出了《爱弥儿》的

第五章，书中那清新色彩大部分得益于我对写书时所处环境的强烈印象。

每天清晨，日出时分，我是多么急切地跑到列柱廊上去呼吸那清香空气啊！我在列柱廊上同我的泰蕾兹单独在一起喝的牛奶咖啡有多么香醇啊！我的母猫和狗陪伴着我们。有了它俩做伴，此生足矣，永远也不会有片刻的烦恼。在那里，我恍如置身人间天堂，生活得犹如在天堂里一样的无邪，品尝着天堂里同样的幸福。

七月里来这儿时，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关怀不尽，体贴入微，因此，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照应，我无以回报，只有经常去看望他们。我几乎时刻不离其左右：我每天早上去向元帅夫人问安，在那儿吃午饭，下午同元帅一起散步，但我不在他们那儿吃晚饭，因为宾客如云，而且对我来说，饭吃得也太晚。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如果我知道适可而止的话，也绝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我在友情上从来不知道保持中庸，不知道左右逢源即可。我总是要么实心实意，要么形同路人。不久，我便变得实心实意了。我看见自己被一些身高位显的人所款待，所宠爱，便忘乎所以，以为与他们结下了只有与之平起平坐的人才有的一种友谊，行为举止上，与他们亲切随便至极，可他们对待我时，却始终未曾减少他们使我习惯了的那种礼貌。不过，我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总是不那么自在。尽管我对她的性格心理还不完全踏实，但我更怕的倒是她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让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交谈时很难伺候，而且也知道她有权这样。我知道女人们，特别是贵妇人们，喜欢绝对地开心畅怀，知道宁可冒犯她们也别让她们觉得厌烦，因此，我根据她对刚刚离去的客人们说的话的反应，判断出她对我的笨嘴拙舌该有什么想法了。我想到了个权宜之计，以摆脱我在她面前说话时的那份尴尬：念书给她听。她曾听说过《朱丽》那本书，她知道正在付印，她表示很想尽快看到这本书，我便主动提出念给她听，她同意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光景去她屋里，卢森堡先生也来，我们便把门关好。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把书稿掐算好了，即使他们此行没有提前结束（）①，也够他们在这儿期间读的。这个权宜之计大获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及其作者。她一开口总谈起我，关注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一些中听的话，每天总要拥抱我十次。她要我吃饭时总坐在她身边，要是有几个大人物想占我的位子，她就对他们说那是我的座位，让他们坐到别的位子上去。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一个稍微一点爱意便为之倾倒的人，她的这番美意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真的恋上她了，同她对我所表示的依恋不相上下。看见她这么入痴入迷，又感到自己缺少风趣，难以为继，所以我非常担心的是，她的这种痴迷会变成厌恶。不幸得很，这种担心简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和我的气质上，一定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甚至在书信中随时冒出的蠢话而外，就是当我同她在一起相处甚得之时，也会有些事情让她觉得不快，而我却还没搞懂是什么原因。我将只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的。她知道我在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一份《新爱洛伊丝》，按页计酬。她也想弄一份，也照页付酬。我答应了她。因此，我便将她归入我的主顾之列，并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和客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下面是她给我的回信（信函集C，第四十三号），我看了简直像是从云端坠落下来。

我很欣然，我很高兴。您的来信让我感到无尽的欢快，因此我急急忙忙地写信告诉您，并向您表示谢意。

您在信中说：“尽管您肯定是我的一位很好的主顾，但我觉得羞于要您的钱：按理说，应是我来支付我所得到的为您干活的乐趣的。”对此，我不必对您多说了。我很遗憾您从未谈起过您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比您的身体更让我关心的了。我真心实意地喜欢您，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对您说，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您，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若是亲口对您说会很高兴的。卢森堡先生爱您，并衷心地问候您。

星期二，于凡尔赛

接到此信，我急着要回她一信，一面反复地琢磨我信上的话，以便悟出她在什么地方产生了误解，可是，我怀着可想而知的惴惴不安的心情，琢磨了好几天，始终也没弄明白。最后，我就此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

上封信发出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了我的那段话。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思作了思考，又照别人可能对它作出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思来想去，可是，元帅夫人，我坦白地对您说，我现在已不知道是我应该向您致歉呢，抑或您该向我致歉。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这些信写的时候距今已十年了。从那时起，我便经常回想它们，可我至今仍在这一点上糊涂至极，始终弄不明白，她在那段话里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且莫说是冒犯，就说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新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此说一下我想了什么办法，以使它比其他手抄本有明显的长处。我还写过一部《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犹豫了很久，无法决定是否将它全部或部分地插进我觉得缺少它似的这部作品中来。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全部删掉了，因为它与全书格调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格的。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了：在这部奇遇记中，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其性格十分可憎可鄙，有些地方虽说是不能往卢森堡夫人身上扯，但对于那些知晓其名的人来说，就可能会说是在影射她的了。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所采取的删削决定，并且付诸实行了。但是，因为心血来潮，想要在给她的那份手抄本中加上一些别的抄本中所没有的东西，我竟然又想起了那篇不幸的奇遇记来，计划着搞个缩写加进去。真是鬼使神差，这只能说是那总在把我往绝路上拖拽的盲目宿命在作祟，否则无法解释我为何如此荒唐无稽！

QuosvultperdereJuppiterdementat．（）①

我傻乎乎地殚精竭虑、颇费工夫地写好了这个缩写，把它像稀世珍宝似的寄给了她，还煞有介事地事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烧毁，这篇缩写是专给她一个人的，谁也看不到，除非她自己拿给别人看。这么做，非但未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向她表明我的谨慎小心，守口如瓶，反而等于是在告诉她我自己就觉得有影射之嫌，可能会冒犯她。我真是蠢到家了，竟然深信她会对我的做法颇为满意的。她并没像我企盼的那样，就此向我大加恭维，而且，令我极其惊讶的是，她竟从来也没跟我谈起过我给她寄去的那篇缩写。而我则一直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洋洋得意，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推断出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她的这份手抄本，我还有过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但其后果虽然长远之后才出现，仍旧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命中注定让一个人遭殃，什么倒霉的事全都接踵而来！我想着要用《朱丽》上的版画图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原图稿正好与这个抄本同样大小。于是，我便向库安德索要原图稿，因为它无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属于我，更何况我还把销量很大的版画收入让给他了。库安德不像我那么蠢笨，他狡猾透顶。他见我一个劲儿地追讨图稿，终于知道我意欲何为。于是，他借口要在原图稿上增加点装饰，扣住不放，最后自己亲自送去。

Egoversiculosfeci，fnlitalterhonores．（）①

库安德因此而得以堂而皇之地踏入卢森堡府第。自从我住到“小城堡”之后，他常来看我，而且总是一大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样一来，我白天就得陪着他，根本去不了主人的大城堡了。主人当然要责备我，因此我便说出了没去的原因。于是，他们便催我把库安德先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追求的目的。就这样，由于人家对我的一片好心，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主人在没有别人同桌的情况之下，有时也赐他一座的——突然之间便被邀请去与一位法兰西元帅同席，与亲王、公爵夫人以及宫中所有显贵坐在一起。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元帅先生必须尽早回巴黎去，午饭后便对众宾客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道上去散步，送送库安德先生。”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也激动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后面跟随着，像个孩子似的眼泪直流，真想亲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足印。这个手抄本的故事让我把许多以后的事情提前在这儿说出来了。还是就我记忆所及，按部就班地继续往下写吧。

路易山的小屋一修葺完毕，我便让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简单朴素，然后便搬回来住下了，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离开退隐庐时所立下的规矩：始终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居所。可我又舍不得离开“小城堡”的那套房间，因此，我留下了房间钥匙，并且，因为非常留恋在列柱廊上的美好的早餐，便常常去“小城堡”过夜，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仿佛是去住乡间别墅一般。我当时也许是欧洲住得最好、最惬意的一个平民百姓。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是世界上第一好人，让我全权处理路易山房屋的修葺，而且要我随意支配他的工匠，他自己根本就不掺和。因此，我便想法把二楼的唯一一个房间改成一个小套，辟成一间卧房、一间过厅和一间藏衣间。楼下是厨房和泰蕾兹的卧室。塔楼里装了一个很好的玻璃隔板和一个壁炉，充当我的书房。我在书房里时，以装饰平台当消遣。平台上已有两行菩提幼树遮阴，我又在那儿添了两行，做成一个绿荫书斋。我在平台上放了一张石桌和几张石凳，并在平台周边种了一些丁香、山梅、忍冬，还搞了一个漂亮的花坛，与两行树木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城堡中的平台要高，景色起码与之一样美丽，而且，我还在上面养了无数的鸟儿。它成了我的客厅，以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坦格利亲王、阿尔芒蒂埃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其他一些人物。他们不顾一段十分累人的坡道，从大城堡前来路易山拜访。他们之所以前来拜访，全仰仗的是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心中对他俩感激不尽。正是出于这种感激涕零，我有一次拥抱卢森堡先生时对他说：“啊！元帅先生，我在认识您之前，很恨大人物，而自您让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受到人们的崇敬之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我敢问所有在这一时期见过我的人，他们是否看到过这番荣耀有过一时一刻使我忘乎所以？这股香气是否冲昏了我的头脑？他们是否看到我在举止上前后不一了？在态度上不那么单纯了？同平民百姓不那么密切了？同左邻右舍不那么亲密无间了？在我能帮人时，是否有过讨厌人家给我增添的无数的、往往是不应有的麻烦而不那么痛痛快快地帮助别人了？诚然，我的心因对主人的真诚依恋而被吸引到蒙莫朗西府第去，但它依然在把我领回到了我的左邻右舍中间，前去尝尝对我而言，除此而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等和淳朴生活的甘美。泰蕾兹同名叫皮约的邻居、泥瓦匠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我也同她父亲成了好友。为了取悦元帅夫人，我上午前去府第，不无拘束地吃完午饭之后，便心急火燎地跑回来，跟老好人皮约及其家人一起吃晚饭，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

除了这两个住处而外，我不久又在巴黎卢森堡府中有了第三个居所。两位主人一再坚请我抽空去那儿看看他们，所以我也就答应了，尽管我对巴黎已深恶痛绝。自从我搬到退隐庐以后，我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两次而外，再没去过巴黎。不过，我也只是在约好的日子里去的，纯粹是去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便回来了。我进出巴黎走的都是面对大马路的那座花园，所以，我可以绝对精确无误地说，我没把脚踏上巴黎的街道。

在这过眼云烟似的飞黄腾达之中，预示着其结束的一场灾祸早就在酝酿了。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同往常一样，不由自主地便又结识了一个人。此人在我的一生中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读到下面就将可以判断得出是福还是祸。那就是我的芳邻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丈夫刚在蒙莫朗西附近的索瓦西买下了一座别墅。她原叫达尔斯小姐，是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一贫如洗，因此便把女儿嫁给了韦尔德兰先生。后者又老又丑又聋，而且脾气粗暴、凶狠，醋劲很大，面带刀疤，还是个独眼，但是，如能顺着他的毛，他还是个好人，而且，还有一万五到两万利弗尔的年金。她就是冲着这份年金嫁给他的。这个宝货就知道咒骂、吼叫、训人，大发雷霆，弄得自己的妻子整天哭哭啼啼，最后还是满足妻子的要求，但这样仍旧让妻子发火，因为她非要让他承认是他自个儿愿意满足她的要求的，而并非是她逼迫他干的。我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是这位妻子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她丈夫的朋友。几年前，他把靠近奥博纳和昂蒂里的马尔让西堡租给了他们，我同乌德托夫人卿卿我我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儿。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是通过她俩共同的朋友奥伯台尔夫人结识的，由于马尔让西花园正好横在去乌德托夫人所喜爱散步的奥林匹斯山的路上，韦尔德兰夫人便给了她一把园门钥匙，让她好穿过去。有了这把钥匙，我也常同她一起穿过那座花园。但是，我不喜欢没约会就碰到人，所以，当韦尔德兰夫人偶然待在我们要去的路上时，我便让她俩单独聊聊，不插一句话，只顾自个儿往前走。这种缺乏风度的态度大概不会让她对我产生好的印象。然而，当她在索瓦西的时候，还是找上我的门来。她来路易山找过我好几次，但都没见到我，而且，见我不去回访她，便想出逼我前去的法子，给我送了几盆花来装饰平台。这样我就不得不去登门致谢了。一来二往，我们便熟识了。

与她的结识，同我被迫结识的所有人一样，一开始便风波四起，甚至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韦尔德兰夫人与我的气质过于格格不入。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张口就来，必须时刻提防着，否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被人嘲弄了，我觉得这太累人了。我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她兄弟刚奉命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去追打英国人。我便谈起如何装备这艘战舰而又不致影响它的轻快的方法。“是呀，”她以极其平淡的口气说，“只要装上够打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见她在背后说她朋友的好话而不带点讥讽的。她即使不朝坏处想，也要往滑稽可笑处看，连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不能幸免。我觉得她还有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譬如，她老是给你捎个口信，送点小礼物，写个便笺什么的，我就得白费力气地去答复，总是弄得你左右为难，不知是收下的好，还是拒绝的好。可是，由于经常见到她，我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恼，与我同病相怜。我俩相互倾诉，使彼此间的单独相处变得有趣了。没有什么比一起伤心落泪的温馨更能让两情相依的了。我俩都在找机会互相安慰，而这种需求常常使我原谅了她的许多事情。我曾经在坦诚待她时表现得极其粗暴，因此，在有时不太尊重她的性格之后，现在则必须真的对她大加重视，才能相信她会真心原谅我。下面是我有时给她写的信中的一个样品，必须指出，她对这种信所写的回信中，从未显出过有一丝一毫的不快。

您对我说，夫人，您没把话说清楚，您那是为了告诉我，我说的话词不达意。您跟我说起您所谓的愚蠢，无非是让我感觉出自己的愚蠢来。您夸自己是个太实在的女人，仿佛您害怕别人抓住这话去这么认为您似的，而您之所以向我表示歉意，为的是告诉我，我应向您道歉。是呀，夫人，这我很清楚，是我愚蠢，我是太实在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比这还要更糟。是我用词不当，不能让像您这样的一位注意言辞又善于辞令的法国贵妇人满意。不过，请您注意，我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思来遣词造句的，根本就不懂也不想考虑巴黎道德高尚的社交场合中所赋予语言的那种高雅含义。诚然，有时候我的用语模棱两可，但我总尽力用我的行为举止来确定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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